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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甲壳虫汽车一代的闪亮登场

1948年6月18日的夜晚,作为最后一名工作人员,20岁的英国士兵克里斯·豪兰(Chris Howland)正在汉堡的英国三军广播电台(British Forces Network) 。作为音乐节目主播及德国北部最受欢迎的唱片DJ,他因为节目中大量的流行音乐和轻松的主持风格而深受德国听众的爱戴。当他正准备以本尼·古德曼(Benny Goodman)那首《对日投石》(“Throwing Stones at the Sun”)向听众们道晚安时,两位英国军警出现。 DJ豪兰心里有些不安,这些戴着红色军帽的警察出现很少意味着好事。可他们只是将一个信封交到了他手里,并要求他在次日凌晨6点30分开始的早间广播节目 里立刻宣读这封信的内容。“好吧。”豪兰说,他拿过信封并准备回家。但他没走成。这两位军警强迫他将这个密封的信封放到桌上,并和他们一起在播音室里等待,直到鸟儿开始啼鸣,太阳爬上饱受摧残的城市上空,直到早间广播的时刻到来。

天明时分,克里斯·豪兰照着命令打开了信封并宣读道:“英国、美国和法国的军事政府颁布了第一个重组德国货币体系的法律,该法律于6月20日生效。迄今有效的货币根据本法退出流通。新的货币叫德国马克。原有货币,即帝国马克从6月21日起失效。”

几个月以来,许多德国人都在期待着这个时刻的到来。人们一次又一次地传言着货币的停止使用。因为没有人再信任帝国马克了,所以每个还持有过多帝国马克的人都试图将其换成实物资产。除了数百万遭受饥饿之苦的人之外,还有很多德国人拥有花不完的帝国马克,他们花天价过着其实非法的奢侈生活。对帝国马克的不信任导致商人们囤积了越来越多的商品,以待有着更多未来前景的新货币出现的那一天。在1948年的初夏,由于不断流传着关于这未知一天即将到来的各种谣言,商店几乎空无一物。

现在这一刻终于来临。这一天当中,英国三军广播电台的听众们逐渐得知有关该程序的详细信息。他们可以在6月20日那个星期日到食品配额卡的发行地点,以60帝国马克换取每人40德国马克的人头定额。一个月后,他们将以一比一的交换比例再获得20德国马克。而其余的帝国马克现金资产将变得毫无价值:1000帝国马克只能换得65德国马克。

就这样,大约93%的帝国马克的存量被无替换销毁。储户们只剩下其原先财富的6.5%。人们对于这个“历史上独一无二的财富没收” 的抵制却颇为克制。根据《明镜》周刊的一份报道,只有黑市交易者表现出对这项改革的抗议,他们本能地精确预见到了此项改革的效应。在截止日期的前一天,“大约40个黑市商人在科隆中央火车站前游行。他们戴着白色鸭舌帽,带着骆驼牌香烟、烧酒和写着‘黑市商贩求改行培训!’的大海报。星期天下午,他们气愤地站在科隆埃格施泰因城门(Eigelsteintor,类似特里尔的罗马式黑城门 )前,分别以60芬尼和30芬尼的价格兜售美国香烟和德国的博斯克牌(Bosco)香烟。在这个不同寻常的周日,生意几乎无人问津。” 美国人希望通过一系列措施使德国经济重新站稳脚跟,而货币改革是整个措施链中的核心组成部分。这些措施是“马歇尔计划”一系列行动中的一部分,它们不仅仅意图在经济上对德国而且是对整个欧洲给予支持,以遏制苏联的影响并降低共产主义带来动荡的风险。1947年3月,精疲力竭的英国从希腊内战中撤出,从而引发了这些大规模的财务支援。在希腊,庞大的共产党游击队与得到英国支持的保守派政府进行了对抗。作为对英国人撤退的回应,美国总统哈里·S. 杜鲁门于1947年3月12日在华盛顿的国会发表了一个震撼性演说。在这个演说中他呼吁,今后任何想要捍卫自由价值观、反对苏联支持的少数派恐怖行为的国家,都应得到帮助。这个所谓的杜鲁门主义将未来描绘成两种生活形式之间的竞争——民主的资本主义与极权的共产主义的对抗——从而在战后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对战胜国联盟和战败者之间的力量平衡做了新的梳理。冷战被宣告开始。俄罗斯和西方盟国成了对手,西方盟国有意将昨天的被征服者变成未来的伙伴。不少旧日的纳粹分子意识到,自己已与美国人并肩作战,加入了一场新的反俄战争。

不久之后,美国国务卿乔治·C. 马歇尔(George C. Marshall)向欧洲国家提供了广泛的贷款,以“重新建立欧洲人民对其本国和整个欧洲的未来的信心。广大地区的生产商和农民必须能够并且愿意出售其产品,以换取价值不容置疑的货币”。英国获得了32亿美元,法国获得了27亿美元,意大利获得了15亿美元,西德获得了14亿美元——为了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保持战胜国与战败国的比例合理,西德是唯一必须偿还这笔钱的收贷国。从1947年6月开始准备筹建欧洲经济合作组织(OEEC),在军事政府的代表下西德也参与其中。战争结束仅仅两年之后,欧洲经济联盟的发展就已显而易见,西德也将是其未来的成员之一。在其缓刑监督官——美国的悉心引导下,德国仍然拥有作为工业大国的所有设施,尽管它们之前遭到了破坏。

如此一来,在货币改革使东西德之间的分界线同时成为货币边界之前,德国分裂的趋势就已明确。此举一出,苏联也于三天之后跟进,进行了自己的货币改革:每人可将70帝国马克换为新东德马克;储蓄金额最多只被认可100马克。但是,东德没有发行真正的新纸币;人们只是将准备好的相应票券粘贴在了旧货币上——这个方法被戏称为墙纸钞票(Tapetengeld)。根据俄罗斯城市指挥官的意愿,该方式适用整个柏林,但是,西方盟国却决定在其管辖的柏林地区也引入德国马克。在东柏林一直由四个大国共同召开的市议会上,四国之间的第一次公开冲突最终引起了双方关系的恶化,继而导致了该城市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分裂。

于是从1948年6月24日起,苏联封锁了通往三个柏林西部地区的通道,试图以此使西柏林陷入饥困。作为对封锁的回应,英美两国架起了空中桥梁。在接下来的15个月中,他们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将超过200万吨的粮食、燃煤和其他生活必需品运到这座被切断了所有供应的城市。每两到三分钟,就有一架巨大的运输机降落在西柏林机场,降落地点也包括万湖(Wannsee)——由于机场容量不足,英国人部署了10架巨大的桑德兰水上飞机(Sunderland Wasserflugzeuge),它们从汉堡港起飞,降落在柏林最大的湖上。直到1949年9月,柏林的天空一直充满着所谓的“糖果轰炸机”(Rosinenbomber)的轰鸣声,令西柏林人对英美的不懈努力深怀感激。对他们而言,飞机的噪声听起来就像是音乐,它帮助人们抵抗冬天的寒冷和持续的饥饿。通过这个空中桥梁,西方的战胜国成为保护国。这座被全世界仇恨的帝国首都在短短几年内已转变为坚守“自由世界的前沿之城”——这种迅速的发展使得最具思考力的人都难以接受,也没有给日后对历史的整理反思留有什么余地。

由于对西部地区货币改革的计划,美国人在西方盟军三国中担当了领导的角色。甚至新的德国马克也是在美国印刷的。这些钞票被装在1.2万个被贴上写着“门把手”的假标签的木箱中,相继运往不来梅港,然后从那里秘密地分发到各地。6月20日,在食品配额券发行点或市政厅发行了总计500吨,面值57亿德国马克的钞票。 当年负责这个“猎犬行动”(Operation Bird Dog)的27岁的爱德华·A. 特南鲍姆(Edward A. Tenenbaum)中尉后来不无道理地夸口说,他曾经指挥了自诺曼底登陆以来美国军方最大的物流壮举。

几乎是在最后一刻美国人才想起来,应该让德国人觉得他们在这个问题上也有发言权。于是在1948年4月20日,美国邀请了25名德国金融专家在靠近卡塞尔的罗特魏斯滕(Rothwesten bei Kassel)原空军飞行基地参加一个绝对机密的会议。不过会议没有很多要讨论的议题;他们只是不想让德国人有抱怨没有参与此项决定的理由。不过,这些专家还是起草了通知德国民众的信息宣传单。

美国的参与当然不是毫无私心的。由于无意于无限期地供养西德,美国一直在寻找刺激德国经济的方法,并且他们意识到,决定性的障碍就是帝国马克缺乏足够的吸引力。战后时代经常说的口头禅就是“我可工作不起”。黑市总是占了上风。以物易物,非法进货和倒买倒卖经济消耗了超过一半的劳动力。许多人接受工作只是为了能够获得居住许可证和食品券,然后让自己为更重要的事情去卖力。只有当获得新货币成为必要时,常规经济才会复兴。真正从事一份正式工作的意愿开始上升,就像贸易商人将其货物投入正常贸易而不是将其倒卖的意愿一样,农民现在也有了在公开市场上出售收成的理由。这导致了一个一再被误传的印象,即商店从星期天到星期一突然一夜之间摆满了货物,人们因而言之凿凿地称之为奇迹。改革的影响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历史学家乌尔里希·赫伯特(Ulrich Herbert)将其描述为一年后成立的联邦共和国的“大爆炸”。 与1949年5月8日议会委员会在波恩通过的《基本法》相比,当时的人们对货币改革的感受更为深刻。 对于西德人来说,战后的事件再没有像货币改革那样更令人记忆犹新了,它就如同一出没有导演的大型歌剧。作家汉斯·维尔纳·里希特(Hans Werner Richter)在新币诞生的第一天就经历了两个奇迹,他的回忆充分体现了当时人们不知所措、难以承受的感受:“我们途中经过一家小商店,是我们以前曾在那里凭票购买的毫不起眼的一家杂货店铺,就是在这里,货币改革的奇迹开始发生,这是真正的奇迹。这家商店看上去完全变了样,到处都摆满了商品。陈列架上摆着应有尽有的蔬菜品种:鲜大黄、花椰菜、卷心菜、菠菜,很久以来我们所没有的一切……我们走进了商店,这时另一个奇迹发生了。以前店员对我们虽不算十分不友善,但经常是一副心不甘情不愿的样子,可现在对我们很有礼貌。一夜之间,我们从凭票购买者和祈求者成为顾客。”

即便是对拥有自由选举权的自豪感,也无法与再次享有被长期剥夺的“顾客”地位带来的满足感相提并论。正常的购物行为其实也代表着一个自由的时刻,只有习惯了无拘无束,购物从不曾受限的人才能将它鄙视为一件微不足道的事。货币改革并能未终止所有食品的配给,通膨浪潮席卷而来,许多人深受其害,但是突然出现的新兴“商品世界”至少给了他们一个清晰的未来前景。情况显然正在好转,那些尚未从经济起飞中受益的人都感到有信心能够很快通过努力奋斗而起飞。1948年11月12日,战后最后一次大罢工以反对“哄抬价格”为号召而发起,这场罢工所激起的愤怒被一种乐观情绪冲淡,即认为不久以后将会有更多的商品被分配给大家而不会持续短缺。1950年1月1日,当只有在购买糖才需要交票证时,科隆的一家报纸就欢呼了起来:“我们可以松一口气了……许多令人不愉快、连政府自己都很反感的官民间的摩擦消除了。我们可以再次吃到我们想要的东西,商人不再需要粘贴票据,也不必再为缺货而烦恼了。这样的时代已经过去。掐指算来总共大约是160个月即4600天苦日子!我们又有了黄油——关于食糖我们以后再讨论。” 正如这位开心的作者不太精确的估算那样,不自由消费的时期可以从战争的结束追溯到1939年配额定量经济的开始。这是一种激进的消费者观点,它忽略了战败投降这个重大事件,似乎除了食糖之外,战争现在才真正结束。

货币改革成为这种感觉的一种体现,它代表了神话般的经济奇迹的起飞。1948年6月,那些很长时间被人们所想念、被积压的货物突然从隐蔽的库房中大量涌现。从理论上讲,现在任何人甚至都能以5300马克的价格订购一辆大众汽车,交货时间仅需八天。

这是一个令人相当愉快的夏天,即使大多数民众物质状况的改善进行得非常缓慢。经济学的一半是心理学——这个金句据说恰恰出自路德维希·埃哈德之口;很少有比货币改革更能形象地证明这句话。即使城市依旧是摧残之相,棚房破败不堪,汽车的价格高到令人无法承受,布料也是粗糙又昂贵,但是新的光辉温暖了蒙尘已久的灰色生活。货币替换才刚完成,在法国占领区出版的原本风格相当严肃的杂志《图片中的新民主》(DieneueDemokratieimBild)的封面上就刊登了一个全尺寸的比基尼美女,她面带幸福的微笑优雅地躺在充气床垫上。这名年轻女子是对正在建立的联邦共和国的一个讽喻。图片的标题“这位可爱的女士”(Diese Nette Dame)取代了杂志的原名“新民主”(Die neue Demokratie) ,两个的缩写字母皆为DND。DND确实很诱人,她是一个半裸的、强大的海妖,将把人们渡出战后的苦海。

气氛活跃剂:法国占领当局授权出版的《图片中的新民主》杂志(缩写为DND)在货币改革之初将新的国家形态作为标题比喻为“这位可爱的女士”(缩写也是DND)。

货架如此之快又能被装满的事实揭示了工商业的实际效率,其被破坏程度远没有人们普遍认为的那么大。四分之三以上的工业实力仍然得以保留。由于纳粹军械工业对工厂的机械设备大力进行了现代化改造并大规模扩建,战后的工业生产率仅略低于1938年的水平。此外,大量流离失所者涌入并成为训练有素的员工,而且他们积极地投入建设,这首先为工业就业创造了框架条件。由于这两个原因,始于1950年的惊人的经济起飞其实并不像经济奇迹这个称谓所暗示的那般神奇。

尽管如此,货币改革在心理上的影响如同一个辉煌的起跑点。仅仅在德国人感到自己有可能或必须从头开始的三年之后,货币改革似乎第二次重设了历史的时钟。 几乎没有人能逃脱这一精心策划的开端的魔力。这次重启在大众心理上的成功还包括一个平等因素:货币改革通过为所有公民配备相同的60马克财产,令其积蓄极度贬值,就像在大富翁游戏中一样使大家一起“回到起点”,它就此创造了一个机会均等的魔力,这是联邦共和国至今仍然具有约束力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几乎没有其他实体能像大众汽车那样对此做出更为雄辩的讲述,尽管(或者正因为)大众汽车是阿道夫·希特勒最喜欢的项目。

甲壳虫汽车承载着这头狼。直到进入60年代,每辆大众汽车都在它引擎盖上携带着一匹狼行驶。更准确地说,是“一只金色的,长着蓝色舌头的,回眸凝视的狼”,它在“一座大门紧闭的银色双塔城堡的城垛围墙上向右走去”。沃尔夫斯堡市(Wolfsburg)的法规明确规定,在每个甲壳虫的引擎盖上都得可以看到沃尔夫斯堡的市徽。它看上去有着恰到好处的古旧,但其实它是直到1947年才被美术老师和徽章学家古斯塔夫·弗尔克尔(Gustav Völker)设计出来的。因为沃尔夫斯堡的一切都不是古老的,甚至连名字都不是。这个叫沃尔夫斯堡的地方是在战争结束后才存在的,更确切地说是从1945年5月25日那一天开始的。在那之前,它被称为“法勒斯雷本(Fallersleben)附近的KdF 汽车之城”,1945年,甚至连那里的居民也不认为它是一座城市。就连真正的居民也无从谈起,因为沃尔夫斯堡的那些破破烂烂的营房所在地在1938年之前只不过是田野、树林和草地。人们说,沃尔夫斯堡的每个人都是外来者。这个地方以附近的沃尔夫斯堡城堡(Schloss Wolfsburg)命名,其广阔的土地数百年来一直是其所有者的经济基础。文艺复兴时期的城堡至今仍然屹立在工厂的东部,在当时计划的城市之外。这个城堡的主人京特·冯·舒伦堡伯爵(Günther Graf von der Schulenburg)于1938年被没收了财产,后来在离此东北40公里处的唐格恩(Tangeln),他用补偿金建造了德国宫殿建筑中最年轻的一座城堡。

1950年,《明镜》周刊的记者驱车前往沃尔夫斯堡,发现了一个“异变的人工种植园”,好比一个“第二共和国的俄摩拉” ,在视觉和气氛上都让人联想到淘金者的住地克朗代克(Klondike)。至于十年之后,这个劳动营将成为经济腾飞的象征,成为年轻的联邦共和国典型的、被高度推崇的平庸的典范,这些在战后的最初几年是几乎无法想象的。而那些认为这是有可能的人们则更加努力地工作,从而使得这一切成为事实。结果如此完美,以至于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夫·施特策尔(Christoph Stölzl)后来写道:“假如一个在1960年至1980年间访问德国的游客询问,哪里可以让他在一天之内体验到德国的特色,那就必须让他去沃尔夫斯堡。”

沃尔夫斯堡的历史始于1938年。阿道夫·希特勒想要一款普罗大众都买得起的汽车。它的价格应低于1000马克,性能可靠且耐用,省油,并具有风冷发动机。据说希特勒本人已经绘制了草图,可以在上面看到典型的圆形甲壳虫形状。但是,老牌的德国汽车公司不太愿意满足这些要求;他们认为这个价格太离谱了。而希特勒认为他们没有为百姓建造汽车的能力,觉得他们(就像他自己一样)只是着迷于豪华汽车。接下来他就干脆委托德意志劳工阵线负责汽车的建造,相应工厂的建设以及相关城市的规划,这是一个由许多工人和雇主组成的纳粹联合会,旗下拥有众多的企业。德意志劳工阵线的负责人和其下属组织“力量来自欢乐”的领导博多·拉弗伦茨(Bodo Lafferentz)从高空发现了在法勒斯雷本附近的一个理想建筑工地:地理位置便利,靠近中德运河 、鲁尔区——柏林的铁路和高速公路。这个地区还未被完全开发,在当时的版图里位于德国的正中部位。这个中心位置很重要,因为希特勒的汽车制造商梦想着建造一家买主可以自己取车的工厂。为了这个体验式购买,当时还计划建造一家优雅的酒店和一个现代化的客户工作坊,在那里购买者能让工作人员向他仔细解释汽车的技术,然后亲自把自己的新车开出来并驶过新建的高速公路而将它带回家。

希特勒想要一辆像亨利·福特(Henry Ford)的T款那样的大众负担得起的汽车,但它必须看起来更现代。德国的中产阶级在全球机动化的比较中处于劣势的这一事实与纳粹的平等主义宣传不相符。在1938年5月26日,即耶稣升天节那天的奠基仪式上,希特勒承诺为600万至700万人建造一款汽车:“机动车将不再是一种划分阶级的工具。它将是大众的公共交通工具。”这款KdF汽车并不是由国家赞助的针对梅赛德斯的竞争产品:“有能力的人还是会购买价格更高的汽车。但百姓们做不到,而这辆车就是为他们打造的。”这次演讲按照规定的礼仪结束,人们向领导人致以一次又一次的敬意、万岁、欢呼和掌声。大区长官(Gauleiter)奥托·特尔朔(Otto Telschow)对着麦克风大声叫喊:“我的领袖啊,下萨克森人民将他们的心奉献至您的足下。”

希特勒的计划将最先进的技术和民间特色结合在了一起。这个有快乐创造力的汽车城应该有9万名居民。当时设想的是一座具本土风格的花园城市,代表着现代建筑与传统建筑的融合。它的田园特色包括尖屋顶、凸出的挑楼、天窗、格子窗,最重要的是沃尔夫斯堡的任何房屋中都必不可少的木制百叶窗。这种住宅区舒适的乡土审美理应与沿着中德运河另一边1.3公里长的堡垒般的巨大厂房形成有效的对比。后者的外观由一系列凸出的门结构构成,这些结构像一把粗糙的梳子的尖头一样突出。阴沉的熟料砖外墙加强了堡垒的排斥性。这种庞大的单一格调,对其防御性凸出部分的顽固性重复,至今依然代表着大众汽车厂的面貌;汽车城内具有相同纪念碑式建筑风格的发电厂则任其五个烟囱像枪杆子一样高高地耸入天空。

当工厂以最快的速度建造时,这个像家一般亲切的花园城市仍然是纸上的一个梦想。在施坦因姆克山(Steimker Berg)上只建成了一个微小而精致的居住区,这是为高级工程师和熟练工人的家庭建造的。随着对波兰的入侵和战争的开始,汽车和模范城市被证明就是对百姓的一个空头承诺。大众对汽车的消费梦想变成了一座军备工厂,这个城市则变成了劳动大本营。由费迪南德·保时捷(Ferdinand Porsche)设计的大众汽车只被制造了几款样本,在其加固的底盘上安装了带有碗形弹簧座椅的开放式车身。从大厂房里开出来的敞篷式军用吉普车替代了甲壳虫汽车,是美式吉普车笨重的对应物。

KdF汽车宣传泡沫的破裂令许多为此车型签署了高价债券的储户们大失所望。33.6万人参加了该融资计划,最后仅有630辆汽车被交付。他们没有得到任何退款,而且他们在战后时期试图收回当初付给大众汽车公司的预付款,却徒劳一场。

在被夯实的黏性土上,快速建起的一排排单调的营房取代了原计划中带有小菜园的联排房屋。所谓的社区营地被墨索里尼政权派来的意大利工人占领,他们是纳粹政府的盟友。为了他们,纳粹的规划师不得不放弃他们先前自豪地宣布的无教堂城市建设计划。为此,一家酒吧被改建成教堂。另外还需要一个大型的节日大厅,好让意大利人可以熬得住北方寒冷的生活,并使他们保持对宣传性演出的兴致。

难以忍受的是紧邻的“东营”。在这里,波兰人和后来的俄罗斯强迫劳工被囚禁在铁丝网后。这里还设有诺因加默(Neuengamme)集中营的一个分部以及许多厂区内部较小的营地,这些营地不只是制造车辆,还制造飞弹、圆盘地雷和铁拳(反坦克榴弹发射器)。一部分囚犯就睡在工厂大厅下的无窗、潮湿和闷热的大地窖里。只有当进入上面一层楼的工作场所时他们才能走出那里。几百名匈牙利犹太妇女和南斯拉夫女游击队员住在1号厂房的洗衣房,她们只有在被派往工厂的其他地方时才能看到日光。

1943年,有1万名强迫劳工在这个名为“力量来自欢乐”的汽车城里工作。他们占了企业职工的三分之二。营地中有2500名法国人,其中包括数百名来自与纳粹合作的维希政府辖下青年组织的志愿者。另外还有750名荷兰人,其中205名是1943年因拒绝签署忠诚保证而被判处在该工厂强迫劳动的大学生。其余的荷兰人则是在“征兵行动”中被强行招募的。像法国人一样,他们被安置在“公共营地”的营房中,当时大多数的意大利原住居民已离开了。根据纳粹的种族理念,比起“东欧工人”,法国人和荷兰人受到的待遇好一些。他们被允许在沉闷的住所中自由走动,并获得较高的工资。星期日,他们穿着高雅的西装走来走去,与周围压抑的环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荷兰人尤其致力于改善营地的气氛,发起不同种族的工人团体之间的联谊活动,在“德国管理人员和外国工人之间发挥着铰链功能”。 而波兰的强迫劳工并不像工厂集中营里的囚犯一样一直被关着,当权者认识到最低限度的行动自由可以促进他们发挥劳动能力。

为了让这些“自由人”遵守纪律,他们的行为稍有不慎都会受到严厉的处罚。在KdF之城,其周边地区和工厂设施的所有路线上都有工厂保安和盖世太保的巡逻队。任何被发现的可疑之人都有被送到劳教营的危险。即使还能从那里活着出来,他们都已是身心受到了摧残。工厂里每八名强迫劳工中就有一个曾遭受过劳教营里的恐吓。对劳教营酷刑的恐惧以及工厂相比劳教营来讲较好的条件,解释了工厂里令人惊讶的纪律性。但是,在工厂工作时也会遭受体罚,这时候上级就会要求工厂的保安部门来出力。他们情愿不求盖世太保,因为盖世太保送回的那些饱受虐待的工人根本无法继续工作。

“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我还能发现美,我为自己感到骄傲”,集中营的囚犯兹维·赫尼希(Zvi Hoenig)日后回忆道,他从奥斯维辛集中营里被选出来送往KdF之城。“我下了决心,如果我还活着,我将以自由人的眼光再次来看自己当年被监禁的这些地方。并且我真的做到了。”

1945年初,在这个日后叫作沃尔夫斯堡的城市里居住着9000个外国人和7000个德国人。4月10日,美国部队越过该地区。他们跨过运河并在厂区只留下一个小分队,只因为那位指挥官没有意识到在行军途中拿下这个工厂的重要性。工厂保安和盖世太保都逃走了,在这个KdF之城里出现了危险的权力真空。一部分东欧强迫劳工将他们的积怨发泄在工厂设备上,有的则发泄在滞留下来的德国人身上。荷兰人和法国人阻止了他们,并在很大程度上成功地安抚了这些人。

1951年霍斯特·门尼希(Horst Mönnich)所著的畅销书《汽车之城》(DieAutostadt)上市,它将大众汽车的故事叙述成一个激动人心的工业冒险记,在书中也写到了那些被解放的强迫劳工相互之间的冲突——这一描述符合当时的时代特征。据门尼希所述,“成千上万的俄国人、波兰人聚众闹事,他们闯入居室,把所有的东西都砸了个稀巴烂。” 那些滞留在沃尔夫斯堡的“德国人没有武器。但是他们有两辆消防车。为了制造混乱,他们将其驶入人群。车身上的红色犹如斗牛士激怒公牛的红布。这在人群中造成了一种极度的愤怒,但他们的反抗还是被摧毁了”。

其实这个场面纯属幻想,它根本就无从考据。甚至于门尼希所讲述的那些“外籍工人后来每天早晨站在工厂大门前,随机挑选出几个德国工人,殴打他们”的事也毫无证据。当然强迫劳工肯定报复了那些特别欺负过他们的警卫和工头。在许多难民营被解放的那天,在盟军观察和容忍下这样的事情也的确发生过。个别的抢劫案也可能曾经发生;一些地方曾报道那里也发生了相应的事件。 但是,门尼希隐瞒了奴役下的非人道条件,他顽固地尝试把“东欧工人”和动物做比较并将残忍归咎于他们的民族性,因此他颠倒了暴力的因果。就在他将奴隶工人笼统地描绘成连名字都没有的一伙时,他理所当然地给了每一个在书中出现的英国人和美国人人性化的名字。

在门尼希的“汽车之城”里,德国人、英国人和美国人彼此很快就相处得很好。据他所述,他们探讨技术细节,恭恭敬敬地谈起他们不久前在战争中给对方造成的伤害。为了显示德国人和美国人如何志趣相投,门尼希甚至还让一位德国工程师将卡尔·桑德堡(Carl Sandburg)谱写的工业之城诗歌《芝加哥》(“Chicago”)倒背如流——完全与那些从东欧来的,要从沃尔夫斯堡被清除出去的那帮子混混不同。

霍斯特·门尼希曾在国防军中担任过所谓的战地记者,将有关军队行进的令人鼓舞的故事报道给后方。战争结束后,他成为“四七社” 的成员。对外国工人的种族主义式刻画促成了小说《汽车之城》的巨大成功,该小说到1969年已售出10万多册。然而,最重要的是,它基于一种对技术的巨大热情,并被门尼希以掷地有声、娓娓道来的新务实主义风格加以渲染。他的英雄是发明家、工程师、领班—— 一群技术精英。对他们而言,运转良好的引擎比自由和民主更为重要。书尾以“有些人离开了,而新的人来了”作为总结:“合适的人总是在合适的时间到来。这些人是谁?答案很简单。他们是完全致力于汽车事业的狂热分子,他们有着热情的天性。而他们的激情就是汽车。因此汽车才会行驶,因此这才成为可能。”

战后的伊万·赫斯特(Ivan Hirst)就是在合适的时间里出现的合适人选。1945年6月,下萨克森被划分成英国占领区,而美国人撤离了。英国军事指挥部将工厂的管理权交给了29岁的工程师伊万·赫斯特少校,后者在战争期间曾在布鲁塞尔(Brussel)管理过一家英国坦克维修厂。他得看看能从沃尔夫斯堡得到些什么收益:那些为了防止空袭而被德国人存放在库房里的超现代化的流水装配线和大型压力机也将会在伯明翰(Birmingham)表现出色。满怀激情的技术员赫斯特一眼就爱上了这家汽车厂,更爱上了不久之后就会从这家工厂驶出的圆形汽车。凭借出色的战术技巧他成功说服了上司不要拆除工厂。等到他们渐渐习惯了这种车奇怪的外观之后,他们都被甲壳虫车所吸引。由于这种汽车可以为其所用,他们更容易做出保留工厂的决定。然而,尽管工厂恢复运转已久,拆厂的风险还是在沃尔夫斯堡汽车厂的上空徘徊了很久。英国陆军订购了数万辆这种性能极为可靠的汽车,以补充他们所剩无几的车队。

不过直到1948年,预期的产量仍远未达成。人力资源的极端波动和工人积极性的缺乏导致生产进度比预期缓慢许多。为了采取更有效的办法来解决饥饿问题,许多工人干脆逃班——这是货币改革之前的一个普遍问题。除此以外,大众汽车工厂的德国管理层不敢像其他公司那样在英国老板的眼皮底下大胆地在黑市上行事——这才是真正的竞争劣势,导致原材料和供应商零部件出现瓶颈。采购员在黑市上买不到的东西,伊万·赫斯特试图用军衔赋予自己的权力搞到。为了使他的工人能够吃饱肚子,他于1947年让人们开垦了工厂周围的地区并种植了小麦。到了那年的夏末,硕大的金黄色麦田将沃尔夫斯堡汽车厂紧紧包围,直到工厂的大门口。

沃尔夫斯堡,“一个失败了的人工种植园”——《明镜》周刊如此描述这个在1950年才有12年历史的城市。

1946年的3月,赫斯特组织了第一次厂庆。他坐进一辆用冷杉绿装饰的甲壳虫汽车里让摄影师拍摄。照片上的横幅写着:“1946年3月在总装线上组装的第一千辆大众汽车”。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这样的情形依然继续着:为满足盟军需求,每个月平均生产1000辆甲壳虫汽车,它们一律被油漆成卡其色。对于德国的客户而言这种汽车依旧供不应求,只有德国邮政获得了用于信件及包裹运输的有限配额。

而英国人唯独对于沃尔夫斯堡人再三表达的要“清除公共营房里的外国人”这一意愿避而不谈。 相反的,在战争结束后东欧人不断地涌入沃尔夫斯堡;盟军将这里的营房作为那些来自整个德国的流离失所者(DP)的集中地,在未明确其遣返之前他们必须待在这里,与此同时人们又尽力将那些“滞留在此”的强迫劳工们送回原地。1950年1月29日的《沃尔夫斯堡新闻报》(WolfsburgerNachrichten)写下了这样的回顾:“1945年至1946年春,美国的载重大卡车不停地将柏林的流离失所者送往拉格贝格(Laagberg)。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人被集中在这里,之后被送往他们的故乡……一个五颜六色的民族混合体汇合到了拉格贝格,这个营地可谓是名副其实的‘微型世界’。在营地的繁忙期,这里曾经有过40多个民族。”

沃尔夫斯堡真可谓人来人往。就在那些流离失所者收拾营房准备返回家园的同时,从相反方向来的难民和被驱逐的人群又将营房挤满。许多人只是暂时停留在这里,在工厂里工作一段时间后继续往西方前行。

随着产量的提高,这个营房之城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来自全德国的流散人员。而工厂需要劳动力。“1945年至1948年间,新雇人员和被解雇人员的数量分别是全部人力资源的三倍。”为了支持生产,英国人下令德国战俘下车间劳动。此外还有那些“东欧劳工”,因为那些宁愿在营地靠盟军难民署救济而不愿意被遣返的流离失所者,有一段时间必须在此实行义务劳动。在沃尔夫斯堡聚集的是一个杂乱的混合体。无家可归的被解雇的士兵们,那些有过战争经验之后对一切舒适生活根本无所适从的失根的年轻男人们,还有之前那些不愿返乡的强迫劳工们——这是一个孤独的、失落的男子营地。“在沃尔夫斯堡,爱情没有栖身之处”——这就是《明镜》周刊对1950年形势的总结。

在沃尔夫斯堡最先开张的酒馆里有一家起名为“故乡”(Heimat)的酒馆,这很典型。在这里没有什么比故乡更遥不可及了。那些宽阔的混凝土马路从虚无延展至毫无目的的远方。作为当年为这个巨大的纳粹模范城市所设想的宏伟基础设施,它们是其中唯一被完成了的项目,而今在这一群可怜人的眼里看来就像是一个无处不在的讽刺。相反那些为数不多的房屋却缺少相应的道路,被人踩出来的路径通向那些零零落落且地处毫无意义位置的建筑物。而那些看起来排列整齐的临时木板房,一旦靠近,就暴露出其凋敝破败的实质。

只有那些为数不多的流落到沃尔夫斯堡的妇女所居住的小屋才显示出一种将环境布置得更加美好的意愿。尤其在抚养孩子的地方,对布置设计的需求有所提高。而这种木板房完全有其长处:人们可以在它的周围种植土豆、甜菜、蔬菜,甚至可以尝试种植烟草。家兔、小鸡、鸭子甚至猪都被养殖过,虽然后者曾遭禁止。不过木板房整体来讲已是破旧不堪,而且每次有人搬出来时,房子看上去就更加糟糕。许多工人在没有解除契约的情况下一夜之间就把手上的工作给辞了,而在搬出营地时,他们拿走了设施里只要还能用得上的一切。那些新被聘用的人在开始的一段时间里只能睡在地板上。

“沃尔夫斯堡是希特勒狂妄自大的产物。”1950年柏林的《每日镜报》(Tagesspiegel)这样写道,“它和与其相邻的城市萨尔兹吉特(Salzgitter)一样,具有同样的国家社会主义破产的特征。一个拥有时髦的远程供暖设备房屋的大城市的雏形,突然被置入一片被遗弃的风景之中,令人印象深刻的外墙后是破烂不堪的木板房区,豪华的高速公路戛然终止在一条乡间小道里,一处之前也不优美的景观,从德国各个角落里来到此处的失根人群……它是一个负面形容词的集合体。”

报应很快就来了。在1948年下萨克森的地方选举中沃尔夫斯堡再创辉煌。极右翼的德意志帝国党(Deutsche Reichspartei,缩写DRP)在2.4万张选票中获得了1.5万张选票,使其成为市议会中最强大的党派——而在下萨克森其他的乡镇,这个右派党很少取得超过10%的选票。这个在历史上被称为“沃尔夫斯堡之震撼”的选举结果几个月后被宣布无效,沃尔夫斯堡的居民重新投票,但是这次也还是出了差错,之后被取缔的德意志帝国党的后继组织德意志党 依然获得了48%的选票。

这种重新爆发的右翼激进主义从何而来?假如它泛滥于整个德国,它是否会导致一切为建立联邦共和国而做的准备立刻被盟军禁止?记者们蜂拥而至,就为了一睹这个纳粹小镇的真容。“沃尔夫斯堡是一个殖民主义式的城市,这里最极端分子旗开得胜,然而由于东欧难民的存在,这些极端分子不可能是共产党人”,在地方选举之后《明镜》周刊这样写道。 原因很快就被找到了:太多男人,太多难民,太多失根之人,太多退役士兵和太多年轻人。因为太过肮脏,没有人愿意将沃尔夫斯堡称作一个试管里培养出来的城市。这个城市过早地被遗弃,犹如一个只有着十年历史的躯干。它没有丝毫传统的遗产可以保护居民抵御大声喧哗的激进主义。它没有教堂,没有家庭结构,没有市民阶层的传统,没有共同的建筑风格可以给这些混杂居住一处的人们一个心理依靠。连一个可以让居民对亟待恢复的稳定抱持信心的地方都没有。它只有工厂及其无知蒙昧的劳动力,而且“他们当中有许多可疑的人物”,几乎所有关于激进的沃尔夫斯堡的报告都没有提及这一点。

可是当这些营地的居民从他们悲惨住房的窗户中远望运河时,他们看到了一座工厂,看起来就像神话里一座城市坚不可摧的外墙,所有的未来都属于它。大众汽车的工厂看起来好像是从幻想电影中投射出来的——直到今天也依然如此。和破败的临时建筑物所流露出的生之无常相比,它就是一个不可动摇的堡垒。在沃尔夫斯堡居民们的眼里,这个崇尚技术的纳粹遗留之物难道不正像是一座不可磨灭的烽火台吗?

这个工厂曾是沃尔夫斯堡居民们的一切,他们没有理由不为此感到骄傲。经历了众多的人员流动之后的中下层雇员仍然是一个完整无缺、虽人数不多却占有优势的核心,在很大程度上他们受到的是纳粹时代和德意志劳工阵线思维的塑造。技术工人对他们的技术使命有着精英般深刻的理解,并感到与工厂有着灵魂般紧密的联系。金属行业工会(IG Metall)在沃尔夫斯堡几乎没有运作机会;工人和管理阶层之间一派和平。大众汽车公司的企业职工委员会将“所有工人和雇员视为一个封闭的,民主运行的效绩团体”,与工厂管理阶层一起为未来奋斗。 对于工会关于工人利益的演讲,这里的人们充耳不闻。当来自沃尔夫斯堡的一名社民党官员在讲话中声称,该市的所有邪恶都源于大众汽车厂时,在当地引起了极大的愤怒,致使这座城市的情绪最终倒向了极端右翼。

假如1948年英国人没有找到一个名副其实的领导人物,一个懂得引导这些心怀反动又渴望臣服的沃尔夫斯堡人,并将他安置为新的企业总经理的话,这种社会心理和政治上的混乱局面极有可能会在50年代爆发。他被众口一词地称为“诺德霍夫国王”,然而即使这个称呼都无法彰显其权势之大。海因里希·诺德霍夫(Heinrich Nordhoff)称其手下员工为“工友”,而他们则给他冠以“总司令”的头衔。战争期间,诺德霍夫曾经营位于勃兰登堡(Brandenburg)的欧宝汽车厂为德国国防军生产卡车。尽管他不曾是纳粹党的成员,却曾是“国防经济领袖” ,因此对于美国人来讲本不可以接受他担任领导职务。而对这一点比较松懈的英国人却认为他是继伊万·赫斯特之后最合适的人选。对诺德霍夫而言,站在权力的顶峰就是他的天性。他用刻意轻微的声音和在最小细节上都极尽掌控的自我表现创造出一种领导风格,此风格有效地将原来那些乌合之众收拾得服服帖帖。没有用多久,这些工人就像一支劳动大军,他们兴高采烈地列队整齐,运作得如同一台齿轮机器。这些“工友们”以最现代的生产方式、铁一样的纪律以及由于不断上升的盈利而高涨的积极性创造出每年出产10万辆甲壳虫汽车的纪录,当时这种产量只有在美国可以想象。1950年,社会学家卡尔·W. 伯切尔(Karl W. Böttcher)和记者吕迪格·普罗斯克(Rüdiger Proske)在参观了沃尔夫斯堡之后,合写了一篇文章给《法兰克福手册》(FrankfurterHefte),其中写道:“这个完全合理化的工厂的等级制度在某些方面类似于国防军的等级制度,工厂里的劳动小组类似于战场上的战斗团体。”

1955年,第一百万辆甲壳虫汽车刚刚开出厂房,诺德霍夫便让全体工作人员来到工厂外为宣传而拍集体照。员工们组成了具有压倒性力量的人头攒聚的群体。照片的左侧是延伸着好几公里的堡垒般的工厂外墙,它散发着抵抗力,坚不可摧,彰显无比的力量。它给予了工人大军一种依靠和界定感。照片的右侧是站在一个未显示的台基上的诺德霍夫。他身着灰色双排扣西服搭配着白色衬衫和领带,将双臂交叉在背后,一条上等亚麻布的手帕整齐地折叠着插在胸前口袋中。在人群中他高高在上,巨大而又孤单,如同一群灰色老鼠大军的唯一统治者。最小的细节都被考虑周全。一名穿着白大褂的实验室技术员因其鲜亮的外套在人群中特别抢眼,他被命令站到最前一排,稍稍移动至照片的左边,以使照片更加具有平衡感。否则,它将完全朝着诺德霍夫的方向倾斜。

这套繁复的系列照片曾被用多种形式拍摄,但始终以这位最高将领为首。在经过时间较长的布景改动后,诺德霍夫再次登上了这个塔式结构。这次他没有让他的下属出场,而是他的产品,甲壳虫汽车的车队。它们也排列有序,车灯打开,准备出发。就好像经济奇迹已在此列队集合。

20世纪50年代通常代表着个人生活的改善和家庭消费的上扬。然而在这里,经济崛起展现的另一副面孔,却往往在肾形桌、电冰箱、意大利里米尼(Rimini)的露营旅行和牛奶吧里的带内衬喇叭裙的画面中轻易地被人们遗忘:即工业社会中如火如荼的纪律严明的组织,一个由混凝土、钢铁、煤炭和焦炭气体构成的世界,在那里人们曾经拼命耕耘,直到精疲力竭。

沃尔夫斯堡已经成为工厂社会的缩影。几乎没有任何其他企业可以将这个臭名昭著的“Stamokap”(Staatsmonopol-kapitalismus),即被共产党左翼所称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体制体现得更好的了,在这个体制中,国家资本和私人资本难以区别地合为一体。1949年,英国先是以信托方式将这个责任有限公司移交给了下萨克森州政府。1960年,联邦德国通过了《大众汽车责任有限公司产权私有授权法》(VW-Gesetz),将其转变为股份公司以完成它的私有化,州和联邦政府分别持有20%的股份。这并没有改变大众汽车公司是德意志联盟 的一个准国有公司的印象。用特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的说法,这个康采恩公司是“工艺技术面纱”的典范,它通过工业、行政管理和政治之间的密集融合掩盖了臣服于市场规律的劳资关系。

站在劳动大军前的指挥官:1955年大众汽车公司老板海因里希·诺德霍夫庆祝第一百万辆甲壳虫汽车组装完成。

事实上,这位名为诺德霍夫的国王一直在尝试着让人觉得其企业的私有式经济结构已被消除并且“他对整个联邦德国的社会负有责任”。 对此人们大多深信不疑。1949年的《汽车评论》(Motor-Rundschau)声称“这个工厂不属于任何个人,所以它属于公众”。

然而事实却刚好与此相反:即使在战后多年这座城市仍从属于这家工厂。因此,当地政府从未能够在大众汽车面前拥有自我意识;对大多数的当地居民来讲,市政府就像是大众汽车公司的一个部门。一般的城市会由市政府建造露天游泳池,而在沃尔夫斯堡却是:“诺德霍夫赠送给这座城市全德国最现代化的游泳池”。这个游泳池于1951年由大众汽车公司的建筑部门建造。

起初,哪怕这个游泳池的一平方米都无法被这个城市称为是自己的,一切都属于大众汽车责任有限公司。在工厂所在的土地的产权问题上,工厂的领导阶层和市政府争吵多年。假如没有明确的法律保障,就根本无法考虑建设必需的基础设施。就因为如此,在货币改革一年之后,政府都无法针对住房奇缺的问题采取任何措施。而根据英国人的一项调查,“当地政府的无所作为”正是导致1948年选举结果的最重要的原因。直到1955年当地政府才取得345公顷的土地以满足“本地道路及公共场所的需求”,以及另外的将近1900公顷“用于满足其余基本设施需要”的土地。 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局面:市政府不再需要对私有土地带有丝毫的顾虑;在建筑规划上,它拥有唯一的掌控权,并采取了大刀阔斧的措施。然而此后在这片土地上创造出来的产物不管如何看来都显得惨淡凄凉。可以想见,在这片被开垦出来的土地上毫无节制地建起的住房系列有多么的无趣,从根源上讲它们估计从未摆脱过劳改营地的幽灵,只有汽车城赫赫有名的宽阔马路穿越在它们之间。一个貌似市中心的地方只能在那些不良建筑密集处让人勉强地识别出来,就好像该城市参与了一个奥林匹克最蹩脚的建筑方案比赛一样。

然而,沃尔夫斯堡当地人却在这片纯功能性的荒原上感到出奇的自在。世界各地的城市社会学家来到这里,调查一个没有中心,没有传统,也没有舒适感的城市对居民的影响,可他们几乎没有感到有什么令人担忧之处。沃尔夫斯堡甚至令其批评家都感到无聊。例如,与引人注目的鲁尔区相反,它仍然处于批判者关注的边缘。尽管这座城市和工厂共同构成了社会市场经济的雏形,尽管为了将当年集中营的居民转变为“新型的工业公民” ,“沃尔夫斯堡的一体化机制”所走的道路是联邦德国战后历史的象征,可是左翼反对派出人意料地对诺德霍夫国王的庞大帝国兴趣不大。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只能出于他统治下的不可动摇的劳动和平景象。 反对派的知识分子对如此驯服的工人感到羞愧而与之分道扬镳。沃尔夫斯堡无法成为一个左翼的国度,充其量是一个贵族制恩赐下的社会民主国家:伦敦《晚报》(EveningNews)不无惊叹地断定:海因里希·诺德霍夫沉浸在上帝一般的光环中,赐福给他的子民。

在诺德霍夫偏巧于1968年那个神话之年终结的一生中,他就像一个轻歌剧里的统治者一样获得了无数的勋章。他获得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星级肩带大十字勋章,瑞典瓦萨军团一级指挥官十字勋章和“意大利人民之友”奖章;他还曾被授予巴西(中级)国家南十字星勋章,二级意大利共和国功绩勋章,教皇名下的圣大额我略教宗骑士团中级勋章,多个名誉博士学位和荣誉公民——他的高贵头衔的数量与大众汽车的低调风格正好相反。他去世后,遗体被披盖上圣墓骑士的白色斗篷并被安放在开发部门的测试大厅中。大众的员工们排队等候10个小时,只为了与他们的总经理道别。

今天,任何漫步在沃尔夫斯堡的人都会认为,这里曾经只有一个巨大的军营和一个畸形的工厂,这种想法简直是匪夷所思。沃尔夫斯堡早已成为了消费主义的殿堂,只是这座城市从本质上讲仍保留了其创始人的早期梦想。早在60年代,人们就用特别优雅别致的个别建筑来抵制四周无情沉闷的感伤氛围:像1962年阿尔瓦·阿尔托的文化宫或1973年汉斯·夏隆的剧院建筑。 但是自千禧年以来,沃尔夫斯堡就把自己作为一个汽车化生活方式的全方位社会性艺术作品布置在了一个未来派公园和展览景观之中。工厂厂区前的所谓环礁湖景,用精致的灯光给工厂黑暗的巨大建筑增添了光彩,它和众多的桥梁、丘陵、弯曲的小径、优雅的凉亭,以及艺术家奥拉维尔·埃利亚松(Olafur Eliasson)创作的《跳舞的喷泉》(TanzendeFontänen)和芳香隧道一起,就像极权体制下无忧无虑的世外桃源里一个欢快的魔幻公园。一个在真空式工业背景下由自然、教育和高科技组合而成的游乐场,机器人正在此制造着完美的汽车。在这些建筑物之间,设计师大腕诸如扎哈·哈迪德(Zaha Hadid)的斐诺科学中心(Lernkathedrale Phaeno)或同样壮观的贡特·亨(Gunter Henn)的大众汽车动态校园(MobileLifeCampus)等建筑散落其中。在这里,人们对于未来个人化出行之可行性的怀疑并没有对消费主义造成丝毫干扰,反而上演得热火朝天,在这样的情形下只有傻瓜才会谈及意识形态的自由。

让客户参观工厂,使其成为客户取车时的一种全面体验,这是当年希特勒最初对这座“力量来自欢乐”之城的设想,如今已经成为现实。人们可以在工厂里的丽思卡尔顿酒店过夜,第二天早上在玻璃塔上观看自己新购置的汽车如何从40米高的停车架中被自动提出,并以优雅、技术奇迹般的姿态被交付。汽车博物馆,设计展示厅,试车场,音响和艺术装置——这种在购买汽车时压倒性的美感提升,简直令人无法排除这样的念头,即当年对“力量来自欢乐”的憧憬似乎在80年之后以极度的夸张实现,尽管就这个国家早已转向的温顺平和而言该想法是不合时宜的。

西部的大众汽车这种大到塑造城市的企业,以及东德的艾森许滕施塔特炼钢之城 的复兴,其实都不足以涵盖战后德国经济发展的一隅。对那些单打独斗的人而言,战争结束后的混乱是再理想不过的局面了。一个自由企业家的行为通常始于小创意,往往没有任何生产手段。有的人在厨房为邻居熨烫衣物,有些人却靠着冷酷无情发财,为了50芬尼帮所有那些不忍心下手的人屠宰兔子。一位名叫贝亚特·乌泽(Beate Uhse)的年轻女飞行员就是这么一个空手套白狼的例子。她在东普鲁士长大,是一位开明乡绅地主和一名女医生的女儿。因为她在家乡瓦尔格瑙(Wargenau)没有良好的教育机会,她很早就习惯独立,辗转于各个寄宿学校。为了学习英语,16岁的她以互惠生的身份去了英国一年,并在18岁时获得了飞行员执照。一年后,在成功完成国际飞行拉力赛之后,她在施特劳斯贝格(Strausberg)的弗里德里希飞机工厂(Friedrich-Flugzeugwerke)担任飞行试飞员。试飞对她而言是份梦寐以求的工作,因为它同时需要飞行技能和技术专长。战争期间,她曾担任空军上尉,将各种军备公司的俯冲式轰炸机和战斗机开往需要它们的空军基地。

早在1937年,当年名为贝亚特·克斯特林(Beate Köstlin)的贝亚特·乌泽就取得了飞行员执照。日后她成为试飞员并将战斗机开往空军基地。

当红军攻下柏林后,她带着18个月大的儿子克劳斯和其女佣汉娜从藤珀尔霍夫机场(Flughafen Tempelhof)驾着一架她搞到手的小型民用飞机逃往弗伦斯堡(Flensburg),莽莽撞撞地降落在了英国人的军用机场上。几周后她从俘虏营里被释放,后来在布拉德鲁普(Braderup),北弗里斯兰(Nordfriesland)的一个村子里的学校图书馆安定下来,一待就将近三年。当一时无法做飞行员时,她就靠各种手段谋生。她在田里帮农民干活以换取实物酬劳,她还在黑市上做各种生意,挨家挨户地贩卖玩具和纽扣。通过报纸上的广告她还提供释梦算命服务。可是这些都不怎么有起色。在乡间无数次的往返途中她突然有了一个主意。在兜售纽扣时她总是和人搭讪聊家常,从中得知了各种家长里短,这使她有了帮人做避孕指南的想法。她将一本笔记簿大小长达八页的小手册称为《X指南》(SchriftX),在里面解释了如何通过安全期,也就是日历计算法(Knaus-Ogino)避孕。

这位思维务实的前女飞行员对伟大情感的功能失调有着一种可靠的直觉。她感觉到战争结束后人们对性冒险的渴望有多么强烈。就像她自己一样,许多逃亡和流离失所的人一下子处于新环境中,他们都在寻找新的接触方式。出于对彼此的安慰、好奇和开创新生活的渴望,人们很快就越来越亲密。但是,正是在眼下这种新的困惑中,孩子是不合时宜的。贝亚特·乌泽在她书中的序言里写道:“如果我们出于本能而繁衍,今天的已婚夫妇就没有可能让自己的孩子过上体面、人性化的生活并给予他们适当的教育。因此,我们有社会责任,将对性本能的满足与生育完全分开。”

而这些适用已婚夫妇的指导其实对那些未婚的人更为重要。在《X指南》里乌泽对他们解释了近些年来医学研究得出的结论,即“女性在两次经期之间只有几天的时间是有可能受孕的”。没有人确切地知道,战后的德国人有多么不开化。可能许多人确实还坚守着1941年1月海因里希·希姆莱(HeinrichHimmler)宣布的禁止避孕令。不管怎样,贝亚特·乌泽在其《X指南》里对避孕这个话题赋予了一种新时代的精神:“全世界有越来越多的社会,以控制生育(节育运动源自美国)为名,提出了对女性的受孕机会进行系统性控制的要求。”

这个指南手册还墨迹未干,甚至连语法错误都还没来得及修改,她就前往弗伦斯堡让一个印刷厂做胶版印刷。同时她还印了许多广告宣传单,挨家挨户地投寄。她从电话簿里得到了胡苏姆、海德(Heide)和周围地区居民的住址,一连好几天骑着自行车分送这些广告传单。每一本《X指南》她收两个帝国马克,另加70芬尼的收件邮费。这相当于四分之一至半根香烟的黑市价格,在当时来讲价格不菲。

她的主意一炮打响。《X指南》获得了圆满成功。就在头一年,1947年,就有3.2万名妇女订购了这本八页长的小册子。 贝亚特·乌泽几乎都来不及印刷和打包邮寄。她很规规矩矩地将她这个由女人独当一面的生意在英国军事当局注册为“贝特乌销售”(Betu-Vertrieb)。这个“以婚姻卫生为主的邮购业务”成了一个色情业集团公司的核心业务,70年后,该集团成为上市公司,拥有470名员工,年销售额为1.28亿欧元。

这种对所有家庭以不请自来的方式散发广告的商业手段被这位女企业家坚持使用了几十年,然而这也恰恰为司法机构提供了一个依据,使其长年不断地用各种诉讼扰乱她。不过贝亚特·乌泽第一次与法律发生冲突并不是因为违反道德或对年轻人的危害,而是因为违反了价格法规。弗伦斯堡卫生局的一份专家报告说,尽管他们觉得《X指南》的内容无可指摘,但为几张最多价值三个芬尼的纸片索取两个帝国马克,这相当于发放高利贷的罪行。多个行政机关,其中包括汉堡的“反诈骗公司中央办公室”,得出结论认为,避孕指南不值这个价钱——理由是指南中没有提到全新的事实。贝亚特·乌泽在手册中也许故意“忘了”提及,日历计算法的开发者其实是日本妇科医生荻野久作(Kyusaku Ogino)和奥地利妇科医生赫尔曼·克瑙斯(Hermann Knaus)。

对其他人而言这个细节无伤大雅,但他们对“煽动淫乱”耿耿于怀。1949年,一位来自以天主教徒为主的明斯特的刑事法官是第一个对贝亚特·乌泽做出有伤风化这一指责的人。而乌泽所在的弗伦斯堡法院却认为,这本《X指南》及其广告“既未侮辱他人,也无伤羞耻感,对公共道德没有构成任何伤害” 。尽管来自全国各地的起诉像雪片一样多,那时德国北部的联邦州依然坚持一种开明的政策。只是当贝亚特·乌泽开始将她的邮寄业务拓展到其他的文字和各式色情工具时,各种各样的刑事控告开始铺天盖地朝她而来。在贝亚特·乌泽的职业生涯里,她不得不经受多达700场的官司,直到60年代末刑法放宽,再也没有了对此进行刑事追究的手段。

这期间贝亚特·乌泽结了第二次婚。1947年她来到叙尔特岛(Sylt)度了一个短暂的假期,她通过出售从布拉德鲁普带来的黄油筹措到了度假的花销,当然做的是黑市的买卖。在沙滩上她结识了恩斯特·瓦尔特·罗特蒙德(Ernst-Walter Rotermund)。这两人相见恨晚,因为他销售护发水,而且和她的小册子一样也是用邮购贩售的方式。罗特蒙德是个离了婚的男人,拖着两个孩子,而她是个寡妇,有一个孩子。他们一起搬到了弗伦斯堡他的姑妈那里,一个圣母玛利亚教堂的牧师住宅,因为他姑丈是一名牧师。战争结束后这样的混合家庭成千上万。罗特蒙德全身心投入了妻子的生意之中,加上两个助手一起打包订购的货物,写上地址,并给无数的信件写回复——这些都是在圣母玛利亚教堂的牧师之家进行的。直到1951年他们才因为蒸蒸日上的生意搬入新的仓库和办公房,他们的产品目录此时已增加到16页。

贝亚特·乌泽产品中的畅销品:由于战争的伤害、被囚禁和饥饿带来的恶果,很多男人深受性无能之苦。

很明显她所提供的产品赶上了一个巨大的需求。1951年她在黑白的产品目录封面上放了一张少妇的脸,这位少妇用担忧的目光看着读者。她穿着一件高领毛衣,在黑色的背景中这张严肃的脸尤显突出。比起“婚姻卫生专业店”,这个封面图片也许更适合配上一篇存在主义的论文,色情在这里荡然无存。在图片的下端印着一行手写体的暗示着个人隐私和亲密关系的字:“我们的婚姻一切都好吗?”如果不是的话,也许答案很简单哦;比如在接下来的几页里就有“克服暂时性冷淡的激情糖果”。

性无能在战后年代里曾经是个严重的问题。许多战俘回家时是如此的虚弱和病态以至于他们毫无欲望,更别提性行为了。全科医生康拉德·林克医生(Dr. Konrad Linck)在1949年11月的《妇女世界》杂志里写道:“回归的人无论胖瘦都是重病之人。仅出于这个认知我们就能判定这个回归者婚姻生活的状态。长年的营养不良导致了他生殖腺功能的消失,以至于他不是作为一个男人而是一个年纪最大的儿子回到了家中。这个局面当然对男女双方而言并不是显而易见的。相反它会导致悲剧性的误解,导致不信任、嫉妒以至于最终婚姻的整体性崩溃,尽管双方原则上都愿意挽救这个婚姻。” 至于贝亚特·乌泽的药水是否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估计很值得怀疑。每三个订货的客户里就有一个会在订单里附上一封寻求解决性生活问题的信。1951年贝亚特·乌泽雇用了第一位长期雇员,一名医学工作者,他以拉特医生作为笔名(这个笔名略显缺少创意 )给予咨询并且也同时研究新的提高性功能的药物。 为了突出其药效的裨益,贝亚特·乌泽在她的目录里把感谢信也印了上去:“真诚地感谢您寄给我们的手册,它给了我和我丈夫无以估量的帮助,并让我们用更洁净的手段从虚伪的道德观念里解放了出来。我将冒昧地在熟人圈里介绍您这个令人尊敬的企业,好让您的帮助使更多的人受益。”另一位女性客户写道:“那个令我苦恼的婚姻问题被您用如此贴心的方式处理了,我不能忘记对您表示感谢。”

就像“婚姻卫生”这个听起来毫不带菌的词汇一样,贝亚特·乌泽的形象也曾经如出一辙。这位“性解放的登霍夫伯爵夫人” 倡导一种原则上没有隐私和秘密的性态度;她提倡裸体主义和所谓的伙伴式婚姻。尽管如此,放任的性、手淫甚至同性恋并没有立刻出现在贝亚特·乌泽的世界里。她的咨询服务当时只是专门针对那些希望提高性欲的夫妇——后来出现的以脱衣舞表演窥视秀和录像视频为象征的色情浪潮使消费者开始有了个体倾向,而这些从80年代开始才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这时业已退休的贝亚特·乌泽将再次处于这个行业的最前沿。2000年,她在戛纳电影节隆重获得热辣金奖的荣誉奖 ,这是颁给色情行业最著名的电影奖。

早期的贝亚特·乌泽所提倡的却是一种没有淫秽的性行为。她在一份产品目录中,以一对较为年长的中产阶级夫妇的照片作为装饰,仿佛他们正在秋天里漫步。她的口号“将阳光带入您的夜晚”几乎可以代表其整体理念。她特别喜欢被科学的灿烂光芒所照耀。从精神上而言,美国动物学家和性研究者阿尔弗雷德·查尔斯·金赛 与她很接近,前者的实证性研究结果也塑造了德国的50年代。金赛向许多估计最能代表美国平均水平的受试者询问了他们的性行为,并获得了惊人的见解。以前被认为是不正当个别现象的行为突然被证实为非常普遍且稀松平常。金赛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启迪者:他的作法是通过将事物揭示出来继而来改变事物。贝亚特·乌泽很赞同这个方法,因为她不认为自己是传教士,而只是一个观察仔细、清醒的、不偏不倚的技术人员。甚至在两个《金赛报告》尚未出现在德国图书市场上之前,她就敏锐察觉到这些报告具有畅销书的质量,继而发表了这两个报告的摘要。

这位“色情仙境里的贤淑女童子军” 有着一种将性的话题用枯燥乏味的语言表达出来的天赋,以至于在战后那些对规矩和体面极度重视的修复年代里,性仍然是一个有讨论空间的话题。她用一种斟酌过的轻描淡写阐述那些成人性用品。就这样她“根据医生的建议”将这些带着触尖、圆粒以及波纹状的避孕套作为一种手段提供给“那些有点冷淡或者不够活泼的女性,以便她们获得特别深刻和强烈的爱情体验”。

贝亚特·乌泽明显对其职业毫无羞耻感。她没有将自己隐藏起来,而是在广告手册中公开面对顾客,通过个人签名和图片将自己展示成一个专业的现代女性。凭借她假小子般的短发,纤细、运动员一样的外表以及小精灵般的开朗,她着重以一种“自然”,几乎不带一丝性感的形象出现在众人面前,与色情演员桃丽·布斯特尔 截然相反。她是一个能与人同甘共苦的伙伴。她以一种直接面对的方式将自己,自己的名字和自己的传记放到营销的中心,把自己演绎成一个在整洁无瑕的车间里为性幸福工作的认真而有才华的工程师,从而去除了其生意中一切秘密和肮脏的东西。她不放过任何机会;从一开始,她的个性化营销就经过深思熟虑。她甚至还推销了自己的营销策略。在她第一次开展业务的50年后,她在法兰克福书展上介绍了自己的营销指南书,可谓是一种有关自我营销的X指南。她以《满怀激情地进入市场——给艰难市场的指南》(LustvollindenMarkt-EinRatgeberfürschwierigeMärkte)为标题,描述了自己如何作为女性和母亲、飞行员、运动员和勤奋的企业家,并有意识地将自己摆在关注的中心,以消除公司形象中任何不正确的苗头。

尽管如此,她还是成了那些惶恐不安的道德卫士们的靶子。1951年,她被裁定犯下散布不道德之文字及用品的罪行。弗伦斯堡的陪审法庭认为,“由于该类令人手足无措的产品”,她的产品目录里“缺少一种必需的慎重和委婉的推销方式”,而且她的产品有助于“推动淫乱”。对于法庭而言更糟糕的是,她作为一个出身名门并曾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来推销这类淫秽产品。 她的上诉被驳回;因她的广告册子唤起了人们的“欲念”,法官确定她“毫无羞耻感”;她以彻头彻尾的毫不自省和顽固坚持触犯了法律。尽管上诉法院以程序错误为由撤消了这个判决,却确定这个广告册子“触犯了百姓们在性的问题上所有的健康理念”。

从此之后这类诉讼接踵而来。司法部门和警察局对她立案侦查的刑事案件共达2000多宗,其中700宗导致了法律诉讼。幸亏她聘用了优秀的律师并靠着个人的机智打赢了几乎所有的官司。她不加区别地恣意分发广告传单,以至于一些本不该受其干扰的社团也被涉及,比如有一次传单被投到了一所天主教神学院,此类事实构成对她最臭名昭著的一项指控:侮辱他人罪。从此之后她采用了双层信封,外面的那个一律没有发件人的名字,在里面的信封上则提醒收信人因其内容可能有伤风化并请他在感到受扰的情况下将其立刻扔掉,谁不这么做,就是咎由自取。1961年圣诞夜的前一天,贝亚特·乌泽的全球第一家性用品商店开张——一个聪明的决策,她打赌在圣诞节之前人们应该会抱着平静的心情并忙于其他事情,所以没心思去和一家新自助商店过不去。

继货币改革之后,这些针对贝亚特·乌泽以及其他无数个“伤风败俗”代表所进行的顽固斗争,深深塑造了迄今对50年代的形象的认知,它们几乎完全掩埋了公众记忆中所有较为欢快的、自由自在的一面。1948年,经济刚开始稳固,一场新的讨伐运动就以歇斯底里的热情发动,很快人人都在谈论“反对污秽和垃圾的斗争”,伴随而来的是之后长达多年的相关法律条款的备案工作,即1953年出台的《关于传播对青少年有害的出版物法》(Gesetz über die Verbreitung jugendgefährdender Schriften)。恰恰就当未来在大多数人的眼里刚刚开始明亮的时候,一群道德卫士把德国的未来描绘成一团漆黑。在货币改革之前,“社会上的犯罪倾向”大都是那些囤货者、盗窃燃煤者以及黑市投机商人,他们让人们对德国的道德滑坡感到担忧。而当经济开始好转,犯罪率开始下降时,年轻人的道德状况成了人们担忧社会秩序时关注的焦点。面对刚刚赢得的自由他们必须受到一定的约束。

带着民族保守意识的那些人和年轻共和国的精神格格不入。盟军自由意识的影响,新的电影和书籍,抽象艺术以及欢快摇摆的、“激励高昂”的音乐令他们深恶痛绝。他们不无理由地认为这些会给德国社会带来彻底的改变。漫画书被等同于“图片愚民主义”“下流的文盲化”“美化暴力”以及“毒害灵魂”。它们是一种“侵略者文学”,在女性跟随者的提袋里分发传播,是“儿童的鸦片”,一种“大众瘟疫”以及“文化耻辱”。 有一个14岁的少年,因为想看看“一个人怎么上吊自杀”就把一个5岁的孩子吊在了窗钩上,这个事件当时被看作是反复阅读漫画的后果。 老师们定期在孩子们的书包里搜查米老鼠、阿吉姆、西格德和狐狸兄弟(Micky Maus, Akim, Sigurd und Fix und Foxi)的漫画书。这些书册都被没收,一旦这些低级读物多到放不下时,就在学校的广场上被公开焚毁。

除了漫画外,“性泛滥”也像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幽灵困扰着战后的头十年。同时,青少年无人管教的现象已到了无法被忽视的地步。这场战争使160万儿童成为半孤儿或全孤儿,其中有些人甚至连他们自己的姓名都不知道。流浪青少年独自或成群结队地到处游荡,他们抢劫、撒野、卖淫。许多成年人不愿将青少年令人悲伤的无政府状态看作是战争苦难以及纳粹政权下灵魂遭受毒害的后果,而是将污秽和垃圾的文化入侵视为原因。仿佛既不是“全面战争”,也不是极权主义对儿童心理构成的摧残,以及对战后崩溃的无尽失望,而是这个“现代的生活环境”被指控为“污染了年轻人”的元凶,顺便一提,当年的魏玛共和国也曾经采用了同样的论点控诉现代社会。从这个角度来看,经济的慢慢复苏和生活条件的正常化并不被视为一种改善的转折点,而是被视为危险局势的一部分,而早在1933年之前,人们就已经偏爱把这种情形称为“时代危机”。

1953年,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的“州政府青少年保护行动办公室”(Landesarbeitsstelle Aktion Jugendschutz)的首席执行官汉斯·塞德尔(Hans Seidel)用了在这场反文化的争论中很典型的方式如此定义了此“时代危机”:“它的内部典型特征就是现代人与至关重要的生存价值分离的历史过程,我们可用诸如唯物主义和虚无主义之类的关键词来描述这个过程。这种分离导致了自然纽带的丧失,特别是社群纽带的丧失,这意味着重要文化内容的分裂及退化。就这样,爱情退化为色情,职业退化为谋生,锻炼退化为运动,音乐退化为娱乐。现代技术过分强调物质上和速度上的提升,它一方面造成傲慢,另一方面造成恐惧。还有文明的影响,正如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以及我们整个生活条件的去自然化也都与此相关联。”

非自然化和退化,以及与生俱来的自然社群分离——从这个民族的立场来看,被盟军所推动的西方文化的进入自然而然地对青少年造成危害。这位在年轻的联邦共和国担任公职的青少年保护者因此还认为“我们40%的年轻人显而易见受此之扰,健康状况欠佳,并且深受其害。” 他的心理学家同事黑尔玛·恩格斯(Helma Engels)在绝大多数年轻人身上看到的只是“一伙迷恋享受,毫无节制的未成年人”,他们完全被“对电影院的沉迷,在精神上可怕的毫无追求,那种看来毫无意志力的纵欲乃至毫无一丝责任意识的过早的性行为所捆绑,他们没有任何集体精神,仅仅依附于触手可及的当下”。

这是一个荒诞的错误论断。1952年,第一个壳牌青少年调查报告 发表了,至今为止它每四年进行一次针对青少年价值观变化的调查。即使在那个时候该调查就解除了警报:它描绘了非同一般顺从的一代人,他们早已令人惊讶地将战争以及战后的伤害应对得非常好。不过该调查当时并未受到和今天一样的重视,它不足以阻止警察和青少年管理部门对“难以管教”的青少年进行一场实实在在的大扫荡。尤其是“无人管教的女孩”如同怪物一样引起了官方部门的恐慌,在今天看来这简直就是病态的。

在对道德败坏的恐惧背后,隐藏着对成长中的这一代人的愤怒:年轻一代除了破坏性地表达自己的失望之外,并无法独立自主,还常常轻蔑地背离了老一辈。在孩子们的眼中,独裁政权及其瓦解已彻底地否定了这些年长者。年轻人当年越是热衷于希特勒,现在他们就越是感到被欺骗。当他们的父母无法保护他们免于丧失家庭平安时,孩子们将父母一辈视为失败者,这使得孩子们只能靠自己。1947年,也就是1968年的20年前,亚历山大·米切利希就述及了“代际决裂”(Bruch der Generationen)。 他描述了许多年轻人的无政府虚无主义,从“他们言语中的怪异和粗野,他们手势的飘忽不定和漫无目的”他认识到,年轻人变得多么“不相信世界”以及对“父辈的业绩”是多么失望。 虽然他能够理解并从根本上也对他们表示了赞同,可是对于普遍存在的“年轻一代对年长一代及其所认同的生活方式的缺乏敬重”还是令他感到悲痛。然而,面对年轻人的拒绝,年长者中缺乏同理心的人却充满了苦涩。尤其许多年轻女孩转向外籍士兵,她们听着他们的音乐,追随他们的时尚,模仿他们的语言,这些激起了年长者的满腔愤怒。就在年轻人美国化之际,父母一辈对于失败和错误的全部耻辱感拧成了一股劲——在歇斯底里的反对“堕落青年”的斗争中,他们寻求着一种貌似非政治化的、文化上的出气口。人们可以借此继续当一名纳粹而无须公开自己的身份。于是他们就针对自己的孩子,针对贝亚特·乌泽之流,针对漫画,针对“黑人音乐”以及吉特巴舞(Jitterbug)进行了一场替代性战争,简而言之:针对所有的污秽和垃圾文化。他们为了将其定性为腐化性作品就重新运用了“好莱坞垃圾”和“文化布尔什维克主义”这些标签,单从这个事实就能清楚地看出,往日的政治界限还在起着多大的作用。

在臭名昭著的少管所里,所谓的“堕落女孩子”只因为未成年就有过性行为而受到了人身攻击和非人待遇。相反男孩子们则大多因侵犯财产罪而被贴上“恣意妄为”的标签,而这导致他们遭受破坏人格的惩罚性措施。从各个方面来看,许多年轻人确实是孤儿:他们在精神上无家可归,心理受到创伤并且饥饿不已。伴随着他们的被遗弃,他们跌跌撞撞地从一个资助者投奔到另一个,其中不乏心思可疑之人。在许多管教所里拳打脚踢、严格训练和枯燥的工作取代了理解和宽容。单是管教所的档案将女孩们标签为“道德低能”“本质欠佳”“性冲动异常”和“不可调教”的事实,就表明了当年这些教育者们想出了何等残酷的改造和惩罚性策略。

女性的性行为被这些人民教育工作者视为是对公众和平妖孽般的威胁,而青年男子的性冲动则被看作是上帝给予的,可以欣然接受。 也正是因此,当希尔德加德·克内夫在电影《女罪人》里扮演自信的妓女玛莲娜,引领和保护着她的情人时,就让这部电影引起了早年那些反对色情的积极分子的强烈愤慨。并且由于贝亚特·乌泽是一个女人,检察官被她激起的办案野心要远远超过了对其从事色情用品经销商的男性同行的刑事追究。

但是,天主教会可以声称他们对纳粹政权下的性自由化早已进行了批判。第三帝国的青年组织从一开始就受到教会的怀疑。在他们眼中,希特勒青年团(HJ)和德意志少女联盟(BDM)助长了年轻人的性淫乱。许多父母不幸地经历了国家剥夺他们对子女的教育权,并通过诱人的冒险引诱他们的孩子远离父母。天主教救济机构发言人彼得·佩托(Peter Petto)神父认为,希特勒青年组织成员和“高射炮助手一代” 是被国家毁了的一代。在1947年对教育工作者的一次讲话中他这样解释:“他们中的许多人经历了傲慢无礼、严格的集体训练、良心泯灭、反对宗教影响的教育。他们因战争的野蛮习性而变得麻木不仁,并且渴望从致命的无聊和单调的生活中获得感官上的享受。他们深感失望,常常觉得自己是一群迷失的人。他们在不安分的流浪者中占了很大比例。” 然而值得说明的是,这位对少年福利院中的各种虐待发出过尖锐批判,心怀仁爱的佩托神父,他可能认为对肉体享乐的渴望与被战争钝化了的精神同样令人担忧。

不管对“性欲崇拜”的担忧出自哪个精神领域,直到突然出现一大批用强硬手段执行禁令并对令人侧目的生活方式进行恐吓的人,此时这些道德卫士们的危言耸听才开始对战后社会刚刚萌芽的自由主义产生了一定的威胁。1951年通过的《基本法》中的第131条款使得一大批被指控的老纳粹分子回到了公共事业部门,该条款允许由于盟军的干预而在战争结束后失去职位的公务员复职。甚至有人怀疑,联邦刑事局(Bundeskriminalamt,简称BKA)之所以如此深入地与堕落文艺作品作斗争,只是为了让那些必须复职的前纳粹同事能有事可干。 比如站在联邦刑事局对“性病态出版物”的战斗最前沿的刑事检查员鲁道夫·汤姆森(Rudolf Thomsen)。这个前党卫队突击队大队长(SS-Hauptsturmbannführer)曾在克拉考(Krakau)执行过“帮派识别和打击”的行动,这个词其实就是对平民进行谋杀的代名词。汤姆森在波兰的工作曾受到上级领导的高度赞扬。 五年后,他同样坚决地反对道德沦丧,努力协调各个部门和各种措施来对抗道德堕落。

幸运的是年轻的联邦共和国的社会对这类镇压的抵抗力,远超过50年代那个腐朽不堪的社会给人留下的普遍印象。出版商、电影发行人和作家们通过法律手段来抵抗右翼对大众的煽动性言论,并把控告他们的人告上了法庭。在媒体中,正如《时代》在1952年所称的,“正在不断推进的威权主义的国家观念”受到了顽强的抵制。 “反抗威权的秉性”实际上并不是1968年那代人的发明;这个名词早在1951年就出现在《明镜》周刊上了。 不过那些道德卫士也使用了这个词汇。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有关文字和图像的自由以及道德与淫秽之间界限的文化之争蔓延开了。科隆的红衣主教弗林斯,也就是当年在囤货和偷盗问题上曾宣布俗世的法律是次要的那位主教,这回再次发出了自助的呼吁,假如国家不采取有力行动的话:“我们要组成一个强大的阵营,发动一场充满力量的运动,并呼吁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不要停下来,直到这些事情(这里指的是电影《女罪人》)在将来不再成为可能为止。如果没有什么可以帮助我们,我们只能采取正当的自我救助。” 暴力抗议、臭气炸弹的袭击和群架伴随着《女罪人》的首映,导致许多教会人士和道德狂热分子违反法律。但是,国家为保护艺术的自由挺身而出。一名警察曾在法庭上说,他“从未见过像牧师克林克哈默尔博士(Dr. Klinkhammer)这样粗暴野蛮的示威者”。这位来自杜塞尔多夫的牧师被指控犯有胁迫他人、扰乱治安以及反抗国家权威的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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