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的“州政府青少年保护行动办公室”(Landesarbeitsstelle Aktion Jugendschutz)的首席执行官汉斯·塞德尔(Hans Seidel)用了在这场反文化的争论中很典型的方式如此定义了此“时代危机”:“它的内部典型特征就是现代人与至关重要的生存价值分离的历史过程,我们可用诸如唯物主义和虚无主义之类的关键词来描述这个过程。这种分离导致了自然纽带的丧失,特别是社群纽带的丧失,这意味着重要文化内容的分裂及退化。就这样,爱情退化为色情,职业退化为谋生,锻炼退化为运动,音乐退化为娱乐。现代技术过分强调物质上和速度上的提升,它一方面造成傲慢,另一方面造成恐惧。还有文明的影响,正如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以及我们整个生活条件的去自然化也都与此相关联。”
非自然化和退化,以及与生俱来的自然社群分离——从这个民族的立场来看,被盟军所推动的西方文化的进入自然而然地对青少年造成危害。这位在年轻的联邦共和国担任公职的青少年保护者因此还认为“我们40%的年轻人显而易见受此之扰,健康状况欠佳,并且深受其害。” 他的心理学家同事黑尔玛·恩格斯(Helma Engels)在绝大多数年轻人身上看到的只是“一伙迷恋享受,毫无节制的未成年人”,他们完全被“对电影院的沉迷,在精神上可怕的毫无追求,那种看来毫无意志力的纵欲乃至毫无一丝责任意识的过早的性行为所捆绑,他们没有任何集体精神,仅仅依附于触手可及的当下”。
这是一个荒诞的错误论断。1952年,第一个壳牌青少年调查报告 发表了,至今为止它每四年进行一次针对青少年价值观变化的调查。即使在那个时候该调查就解除了警报:它描绘了非同一般顺从的一代人,他们早已令人惊讶地将战争以及战后的伤害应对得非常好。不过该调查当时并未受到和今天一样的重视,它不足以阻止警察和青少年管理部门对“难以管教”的青少年进行一场实实在在的大扫荡。尤其是“无人管教的女孩”如同怪物一样引起了官方部门的恐慌,在今天看来这简直就是病态的。
在对道德败坏的恐惧背后,隐藏着对成长中的这一代人的愤怒:年轻一代除了破坏性地表达自己的失望之外,并无法独立自主,还常常轻蔑地背离了老一辈。在孩子们的眼中,独裁政权及其瓦解已彻底地否定了这些年长者。年轻人当年越是热衷于希特勒,现在他们就越是感到被欺骗。当他们的父母无法保护他们免于丧失家庭平安时,孩子们将父母一辈视为失败者,这使得孩子们只能靠自己。1947年,也就是1968年的20年前,亚历山大·米切利希就述及了“代际决裂”(Bruch der Generationen)。 他描述了许多年轻人的无政府虚无主义,从“他们言语中的怪异和粗野,他们手势的飘忽不定和漫无目的”他认识到,年轻人变得多么“不相信世界”以及对“父辈的业绩”是多么失望。 虽然他能够理解并从根本上也对他们表示了赞同,可是对于普遍存在的“年轻一代对年长一代及其所认同的生活方式的缺乏敬重”还是令他感到悲痛。然而,面对年轻人的拒绝,年长者中缺乏同理心的人却充满了苦涩。尤其许多年轻女孩转向外籍士兵,她们听着他们的音乐,追随他们的时尚,模仿他们的语言,这些激起了年长者的满腔愤怒。就在年轻人美国化之际,父母一辈对于失败和错误的全部耻辱感拧成了一股劲——在歇斯底里的反对“堕落青年”的斗争中,他们寻求着一种貌似非政治化的、文化上的出气口。人们可以借此继续当一名纳粹而无须公开自己的身份。于是他们就针对自己的孩子,针对贝亚特·乌泽之流,针对漫画,针对“黑人音乐”以及吉特巴舞(Jitterbug)进行了一场替代性战争,简而言之:针对所有的污秽和垃圾文化。他们为了将其定性为腐化性作品就重新运用了“好莱坞垃圾”和“文化布尔什维克主义”这些标签,单从这个事实就能清楚地看出,往日的政治界限还在起着多大的作用。
在臭名昭著的少管所里,所谓的“堕落女孩子”只因为未成年就有过性行为而受到了人身攻击和非人待遇。相反男孩子们则大多因侵犯财产罪而被贴上“恣意妄为”的标签,而这导致他们遭受破坏人格的惩罚性措施。从各个方面来看,许多年轻人确实是孤儿:他们在精神上无家可归,心理受到创伤并且饥饿不已。伴随着他们的被遗弃,他们跌跌撞撞地从一个资助者投奔到另一个,其中不乏心思可疑之人。在许多管教所里拳打脚踢、严格训练和枯燥的工作取代了理解和宽容。单是管教所的档案将女孩们标签为“道德低能”“本质欠佳”“性冲动异常”和“不可调教”的事实,就表明了当年这些教育者们想出了何等残酷的改造和惩罚性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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