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慎的“六书”最好地阐释了汉字是如何构成的(图5-5)。第一类是“象形”,如“木”“日”等。第二类是“指事”,如数字“一”“二”“三”。第三类是“会意”,是复合基本字符成为新的阅读单位,如“木”与“日”就产生了“東”,也即“东方”之意。第四类是“假借”,是指符号的表音化,如“來”,其古字形像一株小麦的形象,本义指“麦”,也用来表示“到来”,因为发音曾是相同的。第五类是“形声”,也是最重要的一类,复合基本符号的语义和语音,也就是说,字符的语义表意,字符的语音表音,如“糖”是由表意的米字旁和表音的“唐”复合而成的。第六类是“转注”,略改原有的字形和读音:例如,“乐”字也可以用来表达“音乐”或“快乐”。第五类汉字约占汉字总数的90%,而第六类汉字在每2000个汉字中才有一个。
许慎本人曾使用李斯的小篆作为其文字的基础,但这并没有成为中国的日常字体。在后来的几个世纪里,小篆演化成隶书,广泛用于公文书写,隶书是后来所有中国字体的原型。
几千年来,汉字的数量急剧增加。商代铭文中有2500多个字。许慎于公元121年编纂的《说文解字》中有9353个字。到了11世纪,汉字的数量达到的2.3万个。1716年,清朝编纂的具有深远影响的汉字辞书《康熙字典》列出了4.7万余个汉字。最近的汉语词典(公元1986—1990年)收录了约6万个汉字。有人声称,所有曾经存在的汉字——不考虑不同的字体——可能多达8万个。 这是因为汉语书写是“开放式”的:每一个新词都会自动地在系统中要求一个新的字。汉语已经用了3000多年的时间收集新词了(相比之下,一个“封闭”的字母系统,比如拉丁语的底层系统,可以用非常小的字母库从语音上复制每个新词)。
尽管如此,活跃汉字的数量只相当于所有汉字的十分之一。每个人都认识的汉字数量又只占到活跃汉字数量的三分之一左右。换言之,普通中文读者平均掌握2000—2500个汉字就基本上够用了。因此,在汉语词典中列出的大多数汉字,使用的概率极小。
书写中文的物理方式也需要特别提及,因为这也不同于已知的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书写。2000多年来,中国人一直遵循着一个固定的惯例,即把每个字符都写在4个一样大小的“四字格”里,有时叫作“方块字”。 所有中文文本都是竖行从右到左书写,没有分隔符号或标点(图5-6);直到20世纪,才开始普及中文标点符号,虽然还没有标准化。现在,许多文本已是横行从左到右书写,就像现代拉丁衍生文字一样。
最早的中国文字,或是用毛笔和墨水写在树皮、竹条、木片和其他材料上,或者刻在象牙、牛角和龟甲上,或者用软蜡绘制在青铜铸件上。在东汉时期(公元25—220年),丝绸开始成为公文和信件的常见书写材料。然而,丝绸昂贵,使用范围有限。约在公元1世纪,人们将旧丝绸捣成凝胶状浆液,然后将其薄薄地摊在框架容器上晾干,于是就产生了一种可用的书写材料。这一过程可能是公元105年汉和帝的宦官蔡伦首先描述的,这可能是当时的中国人为了创造廉价的书写材料而进行的众多实验之一。 这预示着纸这种最终成为世界上最有用、最普通的书写材料的出现。蔡伦的发明是用旧破布、渔网和树皮制成的,据说比丝绸便宜得多。现代植物学家研究了公元2世纪中国现存最古老的纸张,确定它是由碎布和未经加工的纤维(月桂、桑树和苎麻)复合而成。直到公元8世纪,造纸业仍由国家垄断,其技术严格保密(图5-7)。相关知识只传播到西域。
图5-6 世界上现存最早的印刷书籍:《金刚经》汉译本,长500厘米,高30厘米,公元868年
写汉字时,每个字符必须有规定的笔画数(1画至25画),必须有一定的顺序,必须有一定的笔画起点。书法有8种基本笔法(尽管书法家们所记的笔法多达64种)。所有字符都包含一种或多种笔画。设定笔画的编号、排序和走向,不仅是出于审美考虑,还有助于将每个字符组织在习得的相似字符群中,方便以后的大脑检索。在需要复杂的表意-表音字符来再现语言的每个语素-音节的书写系统中,这样的助记手段是必要的。
图5-7 17世纪的中国造纸术
书法是一门表现文字之美的艺术,对中国人来说一直很重要(相比之下,大多数西方教程在20世纪最后四分之一时间里放弃了“书法课”)。中国人认为书法就是书写本身,是不需要改良或商业开发的东西。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书法与音乐、绘画和诗歌同等重要。的确,在中国社会,伟大的书法家往往比最优秀的画家或诗人享有更崇高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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