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第二十五王朝(公元前1000年中期),南方的尚书官书写的“异体僧侣体”,对北方的新通俗文字的读者来说已经无法辨认了。这是因为在北方,大约公元前700年,僧侣体变成了一种速记形式,埃及人称为“sš-š‘.t”,或“书信体”,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称之“demotikós”或“世俗体”,也即“人民”的文字。从公元前7世纪至公元5世纪,这种衍生自尼罗河三角洲商用文字的通俗文字履行并完成了自己的早期历史使命(古老的僧侣体退化为祭司专用文字,这就是为什么亚历山大里亚的革利免称之“祭司体”的原因)。世俗体源于圣书体,但高度简化,连笔词组完全失去了与原始圣书体的图形相似性。和僧侣体一样,世俗体从右向左阅读。但与僧侣文字不同的是,从希腊托勒密时代以降,世俗体最早也是刻在石头上的,比如著名的罗塞达碑(图2-11)。
图2-11 罗塞达碑(公元前196年),以3种不同文字写成,是用来纪念托勒密五世的:(上)埃及圣书体;(中)埃及世俗体;(下)希腊文字
尼罗河沿岸精湛的书写技艺,集中体现在一个极具社会影响力的书写阶层的兴起,这是人类历史上的新事物。抄写员在埃及比在美索不达米亚更受重视,在美索不达米亚,他们只是抄写员;而在埃及,他们可获得巨大的财富、威望和地位。其中最受推崇的是祭司书吏,这是为少数人保留的职位。大约4000年前,埃及官吏杜阿-凯提乘船溯尼罗河而上,护送儿子到书吏学校读书,他对儿子说:“你要下定决心,努力学习……我没有看到任何职业能比得上书吏……我会让你爱书胜过爱你的母亲,我将把书的不凡之处展现在你的面前。”
每个书吏都有自己的一套书写工具:一个石制调色板,上面有两个浅杯用来盛红墨饼和黑墨饼,在一条连接的皮带上,有一个薄木笔盒和一个小水罐(图2-4)。一位古埃及书吏的书写方式与我们今天画水彩画的方式非常相似。红色用于强调和在标题下划分文本。一个书吏学生必须在几年的紧张学习中掌握约700个符号。学生们通常在涂有石膏的表面容易擦除的书写板上写字。最普遍的书写材料是莎草纸——一种通过将纸莎草撕成薄片制成的纸张。
与美索不达米亚笨拙的泥板相比,古埃及的文字具有巨大的物质优势。 莎草纸薄轻柔韧,易于储存。用墨水在上面写字很快;它很容易干燥,而且与楔形文字的楔形音节相比,至少对于古埃及语的辅音文字而言,每个单词所需的面积更小。目前已知的最早的莎草纸出土于约公元前3000年第一王朝的萨卡拉陵墓。然而,莎草纸可能早在此前即已成为尼罗河两岸的书写材料,其他配套工具为墨水和削切过的芦苇笔。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公元后的几个世纪,总计有约3700年之久。
最终,世俗体被入侵者的希腊字母记录取代,后者既用于日常管理,也用于书写古埃及语。后来,科普特人主要使用希腊字母来表达古埃及语,现在包括了元音(见第四章)。古埃及文字影响了苏丹记录麦罗埃语的麦罗埃文,时间可追溯到公元前2500年,同时也在约公元前2200年产生了最早的识别辅音字母表的形态,由此衍生出各种西奈和黎凡特的闪米特原始字母表。随着时间的推移,后者成为今天广泛使用的拉丁字母表。
尼罗河对世界的馈赠是丰厚的。到公元3000年时,我们的书写方法与约公元前3000年古埃及的书写方法或许没有太大的不同,这并非巧合。 尽管完全书写的思想可能产生于苏美尔,但我们的书写方式,甚至我们称之为“字母”的一些符号,其发端都可追溯至古埃及(图2-12)。
图2-12 古埃及象形文字以不同形态存在于其他字母语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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