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在“引《诗》以证事”的惯常体例中,《外传》也自有《韩诗》师法、家法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全书凡308章,其中284章皆有引《诗》辞,分布于《诗经》122首诗中,各章所引《诗》辞有不少与《毛诗》不同的异文,与之相应,也呈现出与《毛诗》不同的诗旨。这些内容正体现出《韩诗》经文文本与经义传授的自家本色。二、今本《外传》虽非汉代原书,但其引《诗》的次第仍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即各章引《诗》次第与诸诗在《诗》中的篇次大体吻合。可见,虽然《外传》各章所叙的人物、道理相对独立,不成系统,但韩婴在纂辑时,同一诗辞或引自同一诗的诸章前后相属,这说明《外传》一书仍是以《诗》为纲,组织全书,条贯各章。从这个角度来看,《外传》仍可视作附翼《诗》的著作,《韩诗》的篇次等文本情况仍可借由《外传》推知一二。三、部分章节似是就《诗》之某句而引发,或敷衍故事,或论说礼制,或讲说道理,都是围绕《诗》句而展开。如卷六第二十二章章首以“《诗》曰:‘恺悌君子,民之父母’”发起,后紧接以“君子为民父母,何如”的设问,以此引出后文关于何为“民之父母”的解答;卷五第三十章章首以“如岁之旱,草不溃茂”二句发端,章末引《召旻》“如彼岁旱,草不溃茂”来照应。从中可见,这两章的论说和行文都是就《大雅·泂酌》《召旻》中的诗句而生发。另如卷八第八章论凤凰之德、第十三章论策命九赐之礼,也有可能是就《大雅·卷阿》《江汉》相应诗句敷说开去而成。四、《外传》也不全是断章取义、引《诗》证事论理,也有涉及《韩诗》经义、诗篇背景与本旨的内容。如卷一第二章、第二十八章论《召南·行露》《甘棠》的历史本事;卷八第三章论《大雅·崧高》《烝民》的历史本事;卷二第三章论《鄘风·载驰》编入《诗经》之缘由;卷五第一章论《关雎》为《风》之始,其中包含的《韩诗》“四始”之说;又有《外传》之佚文论《郑风·溱洧》的创作情境,曰:“郑国之俗,三月上巳之日,于两水上招魂续魄,祓除不祥,故诗人愿与所说者俱往观也。”(《太平御览》卷八八六引)诸如此类都说明,其书虽为“外传”之体,但“韩诗”家说是它的第一属性,这是十分显著和确定的。也正因此,陈乔枞《韩诗遗说考》、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才会全采《外传》之文,析于各诗章句之下,借以考存《韩诗》遗说。
在充分认识《韩诗外传》的体例及与经义的关系之后,我们再来了解其杂引古事古语的一些情况。首先,十分明显的是,《外传》所记述的古事古语不少都互见于《荀子》《吕氏春秋》《尚书》《易经》《左传》《晏子春秋》《论语》《孟子》《韩非子》《老子》《庄子》《尚书大传》《礼记》《孔子家语》等文献,包括与韩婴时代相近的贾谊《新书》,以及今文家口诵讲授的著作如《尚书大传》《公羊传》《穀梁传》等,都在《外传》的引述之列。以《公羊传》为例,自公羊高五世相授,至汉景帝时,公羊寿才与弟子胡毋生著于竹帛,其成书时代与《外传》同时甚或稍晚。这都说明先秦两汉时期文献的流传可能是多源而平行的,并不一定存在单一、明确的承袭关系,因此互文间或是详略有别,或是时世、名氏不同,或是褒贬评价不同,或是援引《诗》辞不同,就都不足为奇了。一些传闻异辞,甚至不排除韩婴有意地取舍和改造,以符合其经义思想,如卷四第二十二章并见《荀子·非十二子》,而《外传》则删去了对子思、孟轲的批驳。所以,这些互文,一方面可资以校勘古籍、考辨古史,但另一方面也应该审慎地处理文本间的异同源流问题。同样,《外传》不少章节,也见于《史记》《淮南子》《说苑》《新序》《列女传》《论衡》《高士传》《渚宫旧事》等晚于韩婴的文献中,对此,我们也需谨慎考辨。
总之,这些文本现象反映了早期文本纂述与流传过程的复杂形态,而《外传》成书于汉初,此时正是先秦文本多源流传与杂出的时代,也是从战国诸子遗绪到汉代儒学、经学新传统逐渐形成的转捩时期,因此,《外传》一书对古事古语的纂辑、对经义的比附和阐释,都具有一定代表性,对其后相关文献的生成和流传具有重要的指示和影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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