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名理学派,与后汉之郭林宗颇有关系。《世说新语·政事》篇注引《郭泰别传》云:“泰字林宗,有人伦鉴识。题品海内之士,或在幼童,或在里肆,后皆成英彦,六十余人。自著书一卷,论取士之本,未行,遭乱亡失。”魏晋名理学派,以才性同异为主要问题,实由后汉之“人伦鉴识”而来。林宗之书与刘劭之《人物志》性质当相近,实可谓为《人物志》之先导。魏晋玄谈之风,出于王充;而谈论名理之风,原于郭泰。魏晋学术,实导原于后汉。
先秦儒家,对于宇宙,虽无详细的理论,然实有其深微的观点。先秦儒家之天道论,可谓有二重要观念:一曰生,二曰诚。生之观念,始于孔子。诚之观念,见于孟子。
孔子尝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特别提出行字生字,意趣极为深微。孔子在川上所说的“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亦即指示行字之义蕴。孔子实认为世界是动的,百物生生不息,一切俱非静止。
孟子则以天道为诚。孟子尝云:“智之于贤者也,圣人之于天道也。”(《尽心下》) 可见孟子甚注重天道之悟解。天道之内容为何?便是诚。孟子云:“诚者天之道也。”诚即是有理。自然变化,有其条理。此时此地,如有甲则有乙;他时他地,如亦有甲,则必亦有乙。此即所谓诚。以诚为天道,即认为自然之中有必然的理,而此必然的理亦即当然的理。天地之间,有自然之秩序,而此自然之秩序,亦即当然之彝伦。
荀子虽讲“不求知天”,然而对于天道,亦有深彻的见解。荀子最注重自然变化之有常,故云:“天行有常。”(《天论》) 又云:“天有常道矣,地有常数矣。”(同上) 又云:“所志于天者,已其见象之可以期者矣。”(同上) 惟其有常,故可以期。荀子更注重道兼赅万物之义,谓:“万物为道一偏,一物为万物一偏,愚者为一物一偏,而自以为知道,无知也。”(同上) 《荀子·哀公》篇又述孔子对哀公之言云:“所谓大圣者,知通乎大道,应变而不穷,辨乎万物之情性者也。大道者,所以变化遂成万物也。情性者,所以理然不取舍也。”万物有其变化遂成,而其变化遂成之所以然为道。
墨子所谓天,最似有人格的上帝,然亦可以予以本体论的解释,而可谓有玄想的意义。墨子所谓天,可谓为最高的生之意志,或爱之意志。墨子可谓以生之意志或爱之意志为百物所从出,为宇宙之主宰。如以此义解说天志,则墨子亦可谓有一个独特的形上学。
中国哲学中,与体用相近的名词,尚有本用,且在先秦及汉代,较体用为常见。本用二词,可谓原出于孔门。《论语》云:“林放问礼之本,子曰: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八佾》) 又载有子之言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学而》) 礼之本与礼之用相对,而本与用二名词可谓成一对待。汉初司马谈《论六家要指》云:“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亦以本用对举。《论语》与司马氏所说本用为人事或人道之本用,并非宇宙之本用。然可谓后世之体用观念之前引。
老子宇宙论之根本观念,道德之外,尚有所谓朴。道为究竟原理,德为一物之本性,朴则为基本材料。此基本材料,浑然无分,本无可指称,故老子谓之为“无名之朴”(《上篇》) 。此无名之朴区分而为万物。老子云:“朴散则为器。”(同上) 老子又云:“道常无名。朴,虽小,天下莫能臣。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宾。”(同上) 案:“朴虽小”三字,乃“唯朴”之误。(疑其致误之由为:一本或作“朴”后残缺而为小字,传抄者又将他本不误之“朴”字写上,遂成三字,古书虽唯常互误。)未散之朴,无所可用,故莫能臣。道与朴二者,实为老子所说万物生成之最后本原。
《易》曰:“乾,元亨利贞。”《文言传》曰:“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贞。”元亨利贞,宋代以后,遂为儒家宇宙哲学之四根本观念。朱子以元亨利贞为太极四根本原理,清颜习斋以为天道之四德。本书第一部分第一篇第五章述朱子学说曾引其元亨利贞论。惟述《易传》宇宙论时,对《文言传》之四德说未作引述,兹特补述于此。
元者善之长也。善之长犹言众德之首。元为万物之本,万物之本即众德之首,即最高之德。体仁即此身实现仁之德,然后足以为人民之长,故云体仁足以长人。
亨者嘉之会也。嘉之会犹言众美之聚。亨者通达隆盛之义。备具众美为亨。众美备具,文彩可观,为礼之实际,故云嘉会足以合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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