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又云:“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八佾》) 音乐所表现之品值为美,然而音乐尚可有道德的意义。以声音之美而言,《韶》《武》皆已臻于至极,然就其所表示之道德意义而言,则《武》不及《韶》。孔子区别美善,然而对于美善,尚未有明晰之界说。
孟子关于品值的理论,可析为四点。一物之不齐,二善信美之界说,三心之所同然,四天爵与良贵。
孟子云:“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万。”(《滕文公上》) 此即承认物与物之间有本然的品值区别。此品值区别是客观的,而非人之所加。
《孟子》尝云:“浩生不害问曰:‘乐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何谓善?何谓信?’曰:‘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谓神。’”(《尽心下》) 善人、信人、美人、大人、圣人、神人,为理想人格之六等。而善、信、美三者,为品值之名称。实现善之品值者谓之善人。实现信之品值者谓之信人。实现美之品值者谓之美人。善之界说为可欲,可欲即可好。凡心之所好谓之善。孟子尝云:“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欲不仅指一般所谓欲,所欲不仅以生为范围。信即今所谓真。信之界说为有诸己,即名实相符。凡名实相符谓之信。美之界说为充实,即内容丰富而满足。此所谓美,较一般所谓美之范围为广。孟子此处以善信美并举,颇近于希腊哲学之以真美善并列。
孟子以为人皆生而有辨识品值之知能。孟子云:“口之于味也,有同耆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耳。”(《告子上》) 又云:“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智也。”(同上) 口能辨味,耳能辨声,目能辨色,心能辨理义,都是自然而然的。人皆有是非之心,即生而有辨识品值之知能。
孟子又有天爵良贵之说。孟子云:“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又云:“欲贵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贵于己者,弗思耳。人之所贵者,非良贵也。赵孟之所贵,赵孟能贱之。《诗》云:既醉以酒,既饱以德。言饱乎仁义也,所以不愿人之膏粱之味也。令闻广誉施于身,所以不愿人之文绣也。”(《告子上》) 天爵良贵,即内在品值。一人,如能在生活实际之中实现内在品值,便是有天爵。其所实现之内在品值,即此人所自有之良贵。
墨家专讲功用品值。墨子尝说:“今用义为政于国家,人民必众,刑政必治,社稷必安。所为贵良宝者,可以利民也,而义可以利人,故曰义天下之良宝也。”(《耕柱》) 墨子所以贵义,乃因其能利民,亦即以其有功用品值。《墨子》书又云:“子墨子问于儒者曰:何故为乐?曰:乐以为乐也。子墨子曰:子未我应也。今我问曰何故为室?曰冬避寒焉,夏避暑焉,室以为男女之别也。则子告我为室之故矣。今我问曰何故为乐?曰乐以为乐也。是犹曰何故为室,曰室以为室也。”(《公孟》) 可见墨子不讲内在品值。儒家以为人所以当行仁义者,并非因仁义有利,乃因仁义本身即是内在品值,而人生之理想,只在于实现内在品值。墨家则以为人生之一切活动,其最后目的,惟在于求人民之大利,一切皆是达到此目的之手段。如其不是达到此目的之手段,便无品值可言。
道家则认为儒墨所讲之品值,都是相对的,人应超越相对的品值而体认绝对品值。
老子首先指出美善之相对。老子说:“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美与恶,善与不善,实相待而立。如无恶则亦无所谓美,如无不善则亦无所谓善。如此,美非绝对之美;善非绝对之善。老子又说:“唯之于呵,相去几何?善之与恶,相去何若?”美恶既属相对,便实无决然之区别。在此类相对品值之上,尚有绝对品值。老子云:“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道德即是绝对的品值,人生唯应觉悟此绝对而与之合一。老子又云:“不可得而亲,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贵,不可得而贱,故为天下贵。”此即超越相对品值而达到绝对的品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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