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是中国哲学中一个重大问题;历来讨论不休,派别亦极纷歧。有许多学者,在别的哲学问题上并无贡献,而在人性论上颇有所见。可以说:人性的问题,得到了普遍的注意,且非关于人生的其它问题所能比。现在研讨历来的性论,首先应注意的,是各家所谓性之本义。不先明白一家所谓性者之本义,则其理论的真实内容,是必无从了解的。
第一个讲性的,是孔子。孔子曾说:
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
孔子所谓性,乃与习相对的。孔子不以善恶讲性,只认为人的天性都是相近的,所来的相异,皆由于习。孔子又说过:“唯上智与下愚不移。”(同上) 于是有人认为孔子乃主张性有三品。不过既讲“性相近”,则非有三品可知。所谓上智下愚,原非论性,而是讲才智的差别,性本不可以智愚来说。在《论语》中,这实是相离的两章,未可并为一谈。
孔子以后,孟子乃以善言性;于是性之是善是恶,遂成为以后论性的主要争点了。
孟子讲性善,荀子讲性恶,适相对垒。不过孟子所谓性与荀子所谓性,实有大异。
孟子以为性中有仁义礼智四端,仁义礼智四种根本善,在性中已具其端,乃性所固有,非本来无有而勉强练成的。孟子说:
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告子上》)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有是四端而自谓不能者,自贼者也。(《公孙丑上》)
人皆有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乃仁义礼智之端,都是人所固有,随时而发现,无待于习。孟子又云:
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尽心上》)
仁义是人之良知良能,乃不待学不待虑的;一切道德,皆出于人之性。
然而性中不过有仁义礼智之端而已,性有善端,岂得即谓性善?而且性固有善端,未必无恶端。今不否证性有恶端,仅言性有善端,何故竟断为性善?孟子亦尝说:
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离娄下》)
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滕文公上》)
既谓“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则孟子以为人之与禽兽,所异者不若所同者之多,是孟子并不否认人有不善的性质即与禽兽相同的性质。又谓“无教,则近于禽兽”,便更可以见了。然则何以仍讲性善?此由于孟子所谓性者,实有其特殊意谓。孟子所谓性者,正指人之所以异于禽兽之特殊性征。人之所同于禽兽者,不可谓为人之性;所谓人之性,乃专指人之所以为人者,实即是人之“特性”。而任何一物之性,亦即该物所以为该物者。所以孟子讲性,最注重物类之不同。孟子说:
生之谓性也……然则犬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人之性与?(《告子上》)
故凡同类者举相似也,何独至于人而疑之?圣人与我同类者。(同上)
圣人最能表见人之所以为人者,然圣人亦是人,圣人所有之性,亦即人人所有之性。孟子又尝说:
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公孙丑上》)
此四种心,是人之所以为人者,无其一便失人之所以为人,即可以说是非人了。
孟子又分别大体与小体,大体是人之所以为人者,小体即与禽兽相同者。孟子说:
体有贵贱,有小大。无以小害大,无以贱害贵。养其小者为小人,养其大者为大人。今有场师,舍其梧槚,养其
棘,则为贱场师焉。养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则为狼疾人也。饮食之人,则人贱之矣,为其养小以失大也。(《告子上》)
从其大体为大人,从其小体为小人。……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以与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弗能夺也。此为大人而已矣。(同上)
所谓大体即是心,而性即在于心。孟子又说:
口之于味也,有同耆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同上)
心之所同然者,是理义。理义即所谓性。人之心好理义,乃人之所以为人者。至于口好味,耳好声,目好色,虽是人生来的本能,但非人之所以为人者,故不得谓为人之性。孟子又说:
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智之于贤者也,圣人之于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尽心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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