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土众民,君子欲之,所乐不存焉;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乐之,所性不存焉。君子所性,虽大行不加焉,虽穷居不损焉,分定故也。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其生色也,睟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尽心上》)
味色声臭之欲,亦皆生而有,然君子不谓之性;君子所认为性者,乃是仁义礼智诸德。于此孟子更彰明较著的讲他所谓性不是指生来的本能,而是专指人之所以为人者之特殊了。
此种人之所以为人之特征,实非已完成的,而仅是萌芽,故孟子称之为“端”。性中所有者,不过仁义礼智之端。孟子说:
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公孙丑上》)
不充则“不足以事父母”,可见只是一点萌芽。人之所以为人之特征,其实不过“几希”,是有待于扩充的。所谓端,亦即实在的可能。孟子又说:
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故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或相倍蓰而无算者,不能尽其才者也。(《告子上》)
所谓才,即天赋之可能,亦即生来之“可以为善”之因素。所谓性善者,乃谓人生来即有为善之可能。孟子又说:
虽存乎人者,岂无仁义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犹斧斤之于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为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气,其好恶与人相近也者几希;则其旦昼之所为,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则其夜气不足以存;夜气不足以存,则其违禽兽不远矣。人见其禽兽也,而以为未尝有才焉者,是岂人之情也哉?(同上)
“仁义之心”或“良心”,即人之所以为人之心。“平旦之气”或“夜气”,即在夜中或平旦初醒时,人之所以为人者之发现。此以“才”与“其禽兽”相对待,可见才正指人之所以为人之天赋可能,亦即人之所以异于禽兽之要素。“以为未尝有才”者,即以为未始有异于禽兽之要素。人有此种要素,而亦有与禽兽相同的本能行为,且此类本能甚有势力;如不能扩充异于禽兽的要素,则此种要素即将被同于禽兽的本能行为所梏亡。初时犹有平旦之气或夜气,久之则夜气亦不存,便离禽兽不远了。然而并非原无异于禽兽的要素。
孟子所谓性,指人之所以为人的特性,而非指人生来即有的一切本能。孟子实不赞成以生而完具的行动为性。他说:
天下之言性也,则故而已矣,故者以利为本。(《离娄下》)
故是已然之形态。论性者多以生来已然之形态为性,则必以利为人性之根本了。其实与禽兽相同的本能,不可算作人性。人性乃生来而有的人之所以为人之特殊可能,如以此种可能为性,则可见仁义方是性之根本。(《孟子》此段,自来解者多不得其旨,惟陆象山《语录》中所解颇好。象山云:“当孟子时,天下无能知其性者,其言性者,大抵据陈迹言之,实非知性之本,往往以利害推说耳,是反以利为本也。”)
要之,孟子所谓性善,并非谓人生来的本能都是善的,乃是说人之所以为人的特殊要素即人之特性是善的。孟子认为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在于生来即有仁义礼智之端,故人性是善。
荀子主性恶,认为人之性是好利多欲的,性中并无礼义,一切善的行为都是后来勉强训练而成。荀子说:
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故必将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用此观之,然则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性恶》)
伪即人为。凡性之所有,都是恶的;善是人为,是后起的。道德皆性之改造。荀子又说:
今人无师法,则偏险而不正,无礼义,则悖乱而不治。古者圣王以人之性恶,以为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是以为之起礼义,制法度,以矫饰人之情性而正之,以扰化人之情性而导之也;始皆出于治合于道者也。(同上)
今当试去君上之势,无礼义之化,去法正之治,无刑罚之禁,倚而观天下民人之相与也:若是则夫强者害弱而夺之,众者暴寡而哗之,天下之悖乱而相亡,不待顷矣。用此观之,然则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同上)
有后起的道德规律以约束人的性情,然后方能治而不乱;如除去一切约束制裁,则天下将立刻大乱了。由此可证人之本性是恶的,而善乃出于勉强。
然而人之性既是可“矫饰”,可“扰化”,能受“正”受“导”,有“师法之化,礼义之导”之后,便能“出于辞让合于文理”,则人仍是有善的可能。既有善的可能,何以竟谓为性恶?此点荀子并非不知,荀子曾自设为难者诘问道:
问者曰:人之性恶,则礼义恶生?(同上)
问者曰:礼义积伪者,是人之性,故圣人能生之也。(同上)
荀子又明说过:
途之人可以为禹。(同上)
人有善之可能,是荀子所承认的。但何以仍讲性恶?于此,当知荀子所谓性之意谓。荀子曾再三为性字立界说,并为伪字立界说,如云:
凡性者,天之就也。(同上)
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正名》,以与已同。)
不事而自然谓之性。(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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