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之好恶喜怒哀乐,谓之情。情然而心为之择,谓之虑;心虑而能为之动,谓之伪;虑积焉能习焉而后成,谓之伪。(同上)
伪原于虑,虑生于心;礼义之成,实由于心之择。性与伪是对立的,虑则为伪之源而非即伪,而亦非是性。孟子认为性在于心,荀子则认为性之改变由于心的作用。荀子亦尝说:
若夫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肤理好愉佚,是皆生于人之情性者也。感而自然,不待事而后生之者也。(《性恶》)
此以心之好利为性。以心之好利为性而不以心之能知能虑为性,此因心好利是“感而自然”的,而心之能知能虑,则是“可以知之质,可以能之具”,依荀子之界说,非在性中。
汉代董仲舒论心云:
心有哀乐喜怒……心有计虑。(《春秋繁露·人副天数》)
哀乐喜怒是情,计虑是知。心兼含情知。然心更是身之主宰。董子说:
身以心为本。(同上书,《通国身》)
凡气从心。心,气之君也,何为而气不随也?是以天下之道者皆言内心其本也。(同上书,《循天之道》)
四体之活动,皆听令于心,故可谓身以心为本。此非谓身之存在以心为本,乃谓身之动静皆原于心。
荀子谓心有宰制情欲之力;董子亦有类似的见解,认为人如有不善之情欲,心能宰制之使不发。董子云:
栣众恶于内,弗使得发于外者,心也。故心之为名栣也。(同上书,《深察名号》)
栣即禁制之意。
董子又以心身之关系与君民之关系相比拟云:
一国之君,其犹一体之心也。隐居深宫,若心之藏于胸。至贵无与敌,若心之神无与双也。……内有四辅,若心之有肝肺脾肾也。外有百官,若心之有形体孔窍也。亲圣近贤,若神明皆聚于心也。……君明臣蒙其功,若心之神体得以全。臣贤君蒙其恩,若形体之静而心得以安。……臣不忠而君灭亡,若形体妄动而心为之丧。是故君臣之礼,若心之与体。心不可以不坚,君不可以不贤。体不可以不顺,臣不可以不忠。心所以全者,体之力也;君所以安者,臣之功也。(同上书,《天地之行》)
心虽为身之主宰,然亦受身之影响。形体安静,则心亦安;如形体妄动,则心亦不得安。
扬雄尝论心之灵妙云:
或问神,曰心。请问之。曰:潜天而天,潜地而地,天地,神明而不测者也。心之潜也,犹将测之,况于人乎?况于事伦乎?敢问潜心于圣。曰:昔乎仲尼潜心于文王矣,达之。颜渊亦潜心于仲尼矣,未达一间耳。神在所潜而已矣。天神天明,照知四方。天精天粹,万物作类。人心其神矣乎!操则存,舍则亡。能常操而存者,其惟圣人乎!圣人存神索至,成天下之大顺,致天下之大利,和同天人之际,使之无间也。(《法言·问神》)
心能无所不知,无所不通,实为最神妙的。天地固已神妙,然人心犹能测之。圣人惟常存其心,就能调协天人。
后汉末年,徐幹著《中论》,亦有论心之语。徐幹以为心中含理。徐氏说:
人心莫不有理道,至乎用之则异矣。(《中论·修本》)
人心莫不有理道,即谓人心皆能辨是非,分别真与妄,当与不当。然人心虽有理道,尚须学方能总群道。徐氏说:
圣人之德,非取乎一道。故曰:学者所以总群道也。群道统乎己心,群言一乎己口,唯所用之。……夫独思则滞而不通,独为则困而不就。人心必有明焉,必有悟焉。如火得风而炎炽,如水赴下而流速。(同上书,《治学》)
人心虽有理道,然尚须从事于学以启发之,以开悟之,然后通而不滞,兼统一切之道。徐氏又云:
大贤为行也,裒然不自见,儡然若无能。……夫如是,则何以异乎人哉?其异乎人者,谓心统乎群理而不缪,智周乎万物而不过,变故暴至而不惑,真伪丛萃而不迷。(同上书,《审大臣》)
心统群理而智周万物,是由学而达到的最高境界。
徐幹心有理道之说,实可谓开宋儒“理具于心”之说之先河。由此亦可见宋人之许多学说,汉人实已有之,不过尚无详尽的发挥而已。
晋代傅玄,亦认为心中含理。傅氏云:
心者,神明之主,万理之统。动而不失正,天地可感,而况于人乎?况于万物乎?(《傅子》,据叶德辉辑本)
徐幹谓心待学然后统群理,傅玄则直截认为心是万理之统,与宋儒“心具万理”之说更相近似了。傅氏又云:
古之达治者,知心为万事主,动而无节则乱,故先正其心。其心正于内,而后动静不妄。(同上)
心更是万事之主,人之一切行事,实皆以心为主宰。
宋代哲学家中,第一个予心以确定的界说者,当推张横渠。张子以为心是总括性情而以知觉为其本质的。他说:
合性与知觉,有心之名。(《正蒙·太和》)
心统性情者也。(《语录》)
性是根本的,有性更有知觉,便成为心。性之发为情,情亦在心中。知觉是心之特质,而心非仅是知觉,实包括性与情。张子的话甚简,但影响甚大,到朱子乃有圆满的发挥。
程明道亦尝讲心,说得不如张子确切。明道认为知是心之本质,他说:
人心莫不有知,惟蔽于人欲,则亡天理也。(《语录》十一)
心是能知之官。
程伊川讲心,较明道为详。伊川认为心性情三者是一,不过所从言之不同。他说:
性之本谓之命,性之自然者谓之天,自性之有形者谓之心,自性之有动者谓之情。凡此数者皆一也。(《语录》二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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