恰达耶夫如今承认,他对俄国历史的阐释过于严厉。他虽然仍继续坚持其主要命题,却从中引出不同的结论。他重申,俄国是一个没有历史的国家,一直缺乏有机的内在发展。他的论据是,如果俄国是一个有历史的国家,彼得的改革就难以实施,因为古老的、根深蒂固的传统将抵制帝王的专断意志。事实上,彼得的立法并未违反“历史性”,因为俄国就是“一张白纸”。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论据可被视为一种隐在的企图,他试图说服彼得的继承人,只有把俄国视为一个没有历史的国家,这样才能为彼得改革的残暴做出辩护,并进而证明彼得的专断和官僚专制体制的合法性。恰达耶夫写道:“我爱我的国家,以彼得大帝教我去爱它的方式。” 他如今强调,俄国的孤立不是它的错,而是其所处地理位置之结果。它没有历史,但这也可以被视为一种优势。欧洲各民族为其传统所累,为其辉煌的历史所累,它们发现当它们为建设未来而努力时,它们还要不断地与历史的力量做斗争。俄国则不同,仅需某个强大的统治者去放任他的意志,所有的信念都会崩溃,所有的思想都愿意接纳新的思想。俄罗斯民族在建设其未来时可借鉴欧洲各民族的经验,同时避免他们的错误,俄罗斯民族可以完全被“开明理性和自觉意志的声音”所引导。恰达耶夫写道:“历史不再是我们的,但知识属于我们;我们不能重复人类精神的一切成就,但我们可以参与人类的未来成就。过去不再由我们掌控,但未来是我们的。” 这便是恰达耶夫的论据,恰达耶夫据此坚信,俄国注定能“解决大部分社会秩序问题,去完善旧的社会提出的大部分思想,并对困扰人类的那些最严峻的问题做出回答” 。
《疯人的辩护》更凸显了恰达耶夫的悲剧性悖论。他的哲学体系认可思想的传承性,认为思想可以通过作为“心理学基本事实”的超个体的普遍理性得以传承,他是洛克的经验主义的执着反对者,但与此同时,他又被迫认为他的同胞们的思想是“一张白纸”,他们的国家是一片没有传承的土地。在《哲学书简》中,他将此视为一场悲剧,但在《疯人的辩护》中他却得出结论,认为缺乏遗产也可被视为一种优势,这种优势能为俄国提供一种独特机遇。
见里希特:《莱布尼茨及其俄国观》(L. Richter, Leibniz und sein Russlandbild)(柏林,1946)。关于狄德罗的观点见本书第3页。俄国是一个一切均尚未完成、一切均有待完成的国家,这并非一个新观点,莱布尼茨在彼得改革后便发表此论,狄德罗在叶卡捷琳娜大帝尝试立法时亦曾出此言。 这样的事实构成了一个戏剧化讽刺,即恰达耶夫是身不由己地采纳这一观点的,因为这一观点与他本人的哲学相悖,他的哲学激烈反对反历史主义的理性主义,体现着他对保守的价值观体系的信仰。他提出的理论不仅可以用来证明开明的专制体制的合理性(如其作者所愿),而且也可以用来证明革命激进分子的理想之合理性。例如,赫尔岑就曾呼应恰达耶夫,他写道,由于俄国人在历史中找不到任何可爱之物,社会革命便不会遭遇任何重大障碍。
第三节 恰达耶夫在俄国思想史中的地位
《哲学书简》的作者无疑是俄国思想史上最引人注目的人物之一。他虽然似是一位孤立的思想家,独立于俄国思想生活的主流,但他率先用激烈的口吻提出的众多基本问题,后来却被那些持各种不同世界观的思想家们所诉诸,如斯拉夫派和西方派,赫尔岑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和索洛维约夫。他是西方的崇拜者,却反感自由主义的、资产阶级的欧洲;他是革命的反对者,却为革命者提供了思想刺激;他是一位宗教思想家,却被视为一位反宗教的,至少是非宗教的进步知识分子。赫尔岑后来认为,恰达耶夫构成了一个象征,象征着对俄国专制体制令人窒息的氛围之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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