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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第二节 拉季舍夫的社会哲学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K. Marx and F. Engels, Sochineniia)(莫斯科,1937),第16卷,第296页。中译见恩格斯:《法学家的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第28卷,第609页。 见巴奇科:《法国启蒙哲学》(B. Baczko, Filozofia francuskiego Oswiecenia)(华沙,1961),第51—52页。

启蒙运动主要人物的观点,或更准确地说,启蒙运动激进派的观点,由恩格斯用“法学世界观”(juridical world view/юридическое мировоззрение) 这一短语做了很好的总结。爱尔维修所谓“立法无所不能”(la législation fait tout)也表达了这样一种信念,即社会主要由法律塑造而成,社会关系依赖于,或至少应该依赖于特定的司法关系。根据这一观点,社会本身和统治者的权威均源于“社会契约”,即个人为了自己的安全和共同利益而愿意让渡部分固有的自由。然而,这种契约却被理解成一个明确无误的理想主义概念(即便从字面上也很难做出这样的理解),它似乎能逆转社会和立法之间的真正关系。此外,这还是一种抽象的方法,它将个人有意识的、理性的决定作为社会的指导原则,试图将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简化为一种由合理的契约关系构成的简单机制。 另一方面,这也是一个地道的革命性概念,它针对的不仅是专权的独裁政府,而且还针对一切形式的传统主义。社会建立在理性和利己主义的基础之上,这一论点当然可以用来证明这样一种反抗的合理性,即反抗一切无法证明其合理性或有效性的社会关系。

并非“法学世界观”的所有方面均在拉季舍夫的作品中得到了同样清晰的体现。如同其他激进的启蒙思想家(如卢梭和俄国的科泽尔斯基),拉季舍夫倾向于拒绝道德的极端合理化。例如,他在那篇以立法为对象的学位论文中强调,集体道德的支柱是习俗,在《自由颂》中,他甚至称法律为“无情的神祇”。然而在他的社会哲学中,他却使用诸如“自然法”和“社会契约”等法学世界观的基本范畴,并从中得出政治结论。

拉季舍夫:《试论立法》,见《拉季舍夫文选》(A. N. Radishchev, Opyt o zakonodavstve, in Izbrannye sochineniia)(莫斯科-列宁格勒,1949),第619页。 拉季舍夫:《拉季舍夫全集》(Polnoe sobranie sochinenii)(莫斯科-列宁格勒,1938—1952),第1卷,第188页。

拉季舍夫认为人类最初的前社会状态是一种孤立的存在方式,人在其中感觉不到任何等级压力。然而,人类的不完美使这种状态难以为继。人构成民族,从而步入社会状态。拉季舍夫有一个全然理性主义的、唯名主义的观点,即视国家为“公民的结合” ,而非一个具有“集体灵魂”的超个人整体。正如他所言,民族是“个体的结合”,是由这样一些人组成的政治社会,他们“走到一起,旨在通过集体努力来维护他们的利益和安全”,“这是一个屈服于权威的社会,然而,既然所有人均天生自由,无人有权剥夺他们的这种自由,因此,社会的建立便永远诉诸于真实的或默认的契约”。 正如这段引文所示,对拉季舍夫而言,“民族”(nation/народ)是一个无法与社会相区分的司法政治概念,而社会又与国家组织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拉季舍夫甚至试图对“祖国”做出一个法律定义,即借助相互约束的法律和公民义务联系在一起的一群人。他那篇题为《关于成为祖国之子意味着什么的交谈》的文章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拉季舍夫认为,只有享有公民权利的人才能成为祖国之子。农奴无法声张这一特权,因为他们背负着“农奴制的枷锁”;他们不是“国家成员”,甚至不是人,而是“由折磨者驱动的机器、僵死的尸体和负重的牛马”。不过,仅拥有公民权利仍不足以成为祖国之子,同等重要的是,要通过最大限度地履行责任来显示公民美德。因此,那些没有贵族封号或没有获得荣誉的人,那些对公众利益没有做出任何贡献的人,那些不遵从现行法律的人,就不能声称自己是祖国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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