稍后几年,我在牛津大学全灵学院获得极有成效的访问奖学金(1966—1967年暨1973年秋季),这使我得以扩展与英国学者的联系。1976年冬春季,我在斯坦福大学任客座教授。我作为克拉特历史学客座教授在斯坦福大学的逗留,使我又得以结识许多美国朋友(在此我首先想提及的是特伦斯·埃蒙斯教授),我还赢得一个宝贵机会,获得了面对美国学生的教学体验。作为这一体验之结果,我得出结论,即此书可在美国和其他英语国家被用作一本俄国思想史的指南。
这种常态的一个重要例外即专业哲学家乔治·克莱恩(George L. Kline)对俄国思想史研究所做出的贡献。有趣的是,在美国,被研究俄国历史的大学生们广泛使用的一部最有价值的俄国思想家选本却题为《俄国哲学》(Russian Philosophy)。见《俄国哲学》,伊迪、斯坎伦、泽尔丁与乔治·克莱恩合编(三卷本,芝加哥,1965)。 马萨里克:《俄国的精神》(T. G. Masaryk, The Spirit of Russia)(两卷本,伦敦与纽约,1955)。此书1913年初版于德国。 两个例子即洛斯基:《俄国哲学史》(N. O. Lossky, History of Russian Philosophy)(伦敦,1952),以及津科夫斯基:《俄国哲学史》(V. V. Zenkovsky, A History of Russian Philosophy),克莱恩译(两卷本,伦敦,1953)。津科夫斯基的书作为一部研究俄国思想中宗教思潮的著作很有价值,但这两本书对于俄国哲学中非宗教思潮的描述均很扭曲。在这一点上,或许应提出某种保留意见。由于我是一名哲学史学者(尽管我的哲学研究方法是历史的,而非纯哲学的),较之于美国大多数俄国思想史著作,此书更重视哲学问题。不过,这里的哲学,连同神学思想、政治思想、经济思想和其他思想,并未被视为一个独立学科,而是被当作这些思潮总体历史的一个部分,这些思潮是自启蒙时期至20世纪初俄国思想家的思想结晶。在我看来,俄国思想史的哲学层面相对而言被美国历史学家忽视最多(或许因为他们大多缺乏特殊的哲学训练)。 美国学生通常不得不使用马萨里克的经典旧作(尽管无疑很有价值,但已显过时,其写作也源自非常特殊的哲学角度) ,要么他们就得自流亡的俄国东正教哲学家那些非常片面的著作中汲取俄国哲学方面的知识,这种情况其实更糟。 在此情况下,我希望我这本书的哲学部分不仅有益于美国和其他国家为数不多专攻俄国哲学的学者,也能有益于更多对广义的俄国思想史感兴趣的读者。
瓦利茨基:《俄国社会思想:19世纪俄国思想史导论》,载《俄国评论》(“Russian Social Thought: An Introduction to the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Nineteenth Century Russia,” in The Russian Review),第36卷,第1期(1977年1月),第2页注释。此书英文版与波兰文原版基本相同,唯一的重大变化在于注释,为使此书能包含更多最新信息,提升它对英语读者而言的教学价值,我觉得不妨列入更多英文重要文献的版本信息。这是一个困难的决定,因为这一领域的大部分文献均用俄语写成。由于同样原因,我在《俄国评论》上发表了一篇关于此书的简介,我在文中写道:大量俄文文献和苏联二手文献“为专家们所知,但是非专家们亦可轻而易举地在英文出版物中找到版本信息”。
安杰伊·瓦利茨基
1978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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