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知识分子阶层就总体而言是西化的产物,在18世纪后半期至19世纪末的百余年间,法国的启蒙思想、德国的黑格尔哲学和英国的实证主义先后统领俄国思想界,这一时期的俄国思想家大多对西欧的思想成果如数家珍。但是,正是这些在西欧思想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俄国知识分子最早感受到了俄罗斯民族文化的自主性和独特性,他们是俄罗斯民族意识觉醒和成熟的化身,也是俄罗斯民族思想体系的构建者,这便是俄国思想的一大悖论。叶卡捷琳娜承续彼得的改革事业,在引入西方元素的同时也催生出了俄国的知识阶层,这一阶层及其批判意识原本就是俄国西化的逻辑结果之一,但当拉季舍夫、诺维科夫等启蒙思想家开始发挥社会影响时,叶卡捷琳娜这位“哲学家女皇”则很快就变成了自由思想的敌人。作为俄罗斯民族文化最坚定捍卫者的斯拉夫派,他们的知识体系和阐释方式大多借自西方,霍米亚科夫论证东正教优越于天主教和新教的著作大多用法语写成,并在西欧发表,在俄国却反而成为禁书,长期得不到面世的机会,他的思想也遭到东正教会的提防和抵制。在斯拉夫派和欧洲保守浪漫主义之间,瓦利茨基就发现了某种关联,“自历史的角度看,斯拉夫派的思想体系显然只是欧洲保守浪漫主义的一个有趣分支”(106),他因此将斯拉夫派的哲学称为“保守的乌托邦主义”(conservative utopianism)。斯拉夫派是捍卫民族利益的保守派,却似乎有些生不逢时,因为同样保守的沙皇尼古拉一世却是一个有些“西化”的沙皇,他“自视为彼得大帝继承人,他想成为一位欧式皇帝,而非一位旧式俄国沙皇”,“尼古拉正确地意识到,他本人的保守主义和斯拉夫派的保守主义实有区别”(109—110)。
作为18世纪下半期至19世纪末俄国思想史之主体的思想家们,起初多为贵族知识分子,后有平民知识精英加入,他们作为俄罗斯民族最早一批具有自我意识和自省精神的人,在面对社会、民族和国家时也往往会体现出某种矛盾心态和立场。在第一代俄国贵族知识分子中,瓦利茨基区分出贵族保守派和贵族革命派,两者分别以卡拉姆津和十二月党人为代表。卡拉姆津起先以向俄国布道西方文明的“欧洲人”身份著称,但在法国革命后却急剧转向,开始推崇俄国的一切,他撰写的皇皇巨著《俄罗斯国家史》受到广泛赞誉,普希金因此说道:“卡拉姆津发现了俄国,一如哥伦布发现了美洲。”十二月党人作为俄国第一代革命家,他们的意识形态却是自由主义的。“贵族革命家”这一称谓本身也是一种悖论,因为贵族作为既得利益集团应该是缺乏革命性的,在瓦利茨基看来,促使十二月党人选择革命的原因原本就是一种悖论:“十二月党人是遭到彼得羞辱的世袭大贵族的后裔,但与此同时他们也是西方化的精英,西方化精英的存在这一现象自身便应归功于彼得改革。他们反对专制体制,但作为俄国的爱国者,他们也能意识到彼得的统治给俄国带来的益处。他们虽然感激彼得让他们亲近了欧洲,却又反感被彼得强化了的专制体制,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是欧洲人,认为专制体制是俄国进一步西化的主要障碍。”(68)因此,“十二月党人的思想体系在后来的俄国革命思想中并无继承者”(69),因为革命者大多反对自由主义,其社会哲学和历史哲学大多是激进的。后来,当别林斯基从承认“存在即合理”走向抨击存在的一切,当赫尔岑把个人的传记视为“历史在个人身上的反映”,当格拉诺夫斯基把历史进步的本质归纳为“民众借助思想的力量实现个体化”,当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小说《怎么办》中图解其“合理利己主义”的理论主张,当奇切林把进步划分为主观进步和客观进步两个范畴,当作为社会主义者的普列汉诺夫将“合理的现实”理解为依据历史进步的理性规律而展开的动态过程,即俄国资本主义关系之发展,当米哈伊洛夫斯基在《何谓进步》一文中质疑“启蒙者”普遍持有的对于进步的乐观信念,指出历史进程痛苦的矛盾性,并对那种单向进化的概念表示怀疑,当拉夫罗夫在《进步的代价》一文中指出,“为了让少数几位思想家坐在他们的书斋里谈论人类的进步,人类已付出高昂的代价”,少数精英的个人发展,其代价是一代又一代受剥削的男女所付出的艰难劳动和可怕苦难,每一个思想、每一种想法“都是用数百万人的生命、大海一般的鲜血、数代人无尽的苦难或无穷的劳作换来的”,有教养的少数人应竭尽所能地偿还这笔债务,在这些时刻我们每每都能感觉到俄国思想家们在个人发展与历史进步的关系问题上所进行的思考之悖论,之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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