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妮·埃尔诺:那时候,我是堕胎和避孕自由运动(MLAC)的积极分子,刚刚写完以一次秘密堕胎为背景的小说《空衣橱》。然而,这本书的主题并不是这一背景,而是女主人公德尼斯·勒叙尔通过在文学院深造名正言顺地进入资产阶级世界后与她原本所属的平民阶层之间逐渐扩大的裂痕。显然,这当中包含堕胎的经历,有一定的自传成分。也许是出于直觉,又或者是对出版行业不太熟悉,我并没有坚持要把我的手稿寄给一家拥有“女性”系列图书的出版社。因为在我看来,这个主题(现在可称为“阶级叛离者的经历”)绝不仅仅针对女性。我把它寄给弗拉马利翁出版社,很快就遭到拒绝,接着又寄给格拉塞出版社(克里斯蒂安娜·罗什福尔的出版商)和伽利玛出版社。我在安纳西(我住在那里)新百货商场的书店货架上发现,伽利玛出版社出版了两位与我同年出生的年轻女性的第一本小说。所以,我为什么不试试看呢?是机缘巧合(而不是“白色系列”的名声在外)让我进入了一个全新的空间,至少可以说,它与我原本所在的世界完全不同。
这本书出版后,大部分评论都非常好,《世界报》《解放报》和《人道报》关注其对文化和学校的“审判”、社会地位上升过程中的创伤以及写作的强烈风格。然而,《费加罗报》的标题却是“她们也有头脑和心灵”(简直匪夷所思!),以一笔带过的方式提及我和另外两位女作家的书。在女性杂志中甚至没有任何关于我的文章。与此同时,安妮·勒克莱尔(Annie Leclerc)出版了《女性的话语》(Parole de femme)。她声名大噪,我却寂寂无闻。两本书的境遇差距如此之大实在是令人难受……
罗斯–玛丽·拉格拉夫:安妮·勒克莱尔属于所谓的“女性特质派”(féminitude)或“差异派”(différentialiste),与克里斯汀·德尔菲所代表的唯物主义女性主义截然不同。 安妮·勒克莱尔与你完全相反。她在作品《女性的话语》(1974年)和《婚礼》(1976年)中将分娩描述为一种真切的享受……
安妮·埃尔诺:是的,我还记得。还有关于小女孩身体缺失的描述,她厌恶月经,为了阻止月经甚至把双脚浸泡在冷水中,而后来在感受到经血流淌时又乐在其中,以及她为家人精心烹煮的土豆似乎永远不如餐馆里的好,等等。我已经四十年没有重读这本书了,换作今天我可能会有不同的理解。但我必须承认,当得知西蒙娜·德·波伏瓦推荐阅读《空衣橱》而不是《女性的话语》时,我感到很高兴。
西蒙娜·德·波伏瓦对《空衣橱》的认可于我而言意义重大。但她对第二本书《如他们所说的,或什么都不是》不那么喜欢,她曾写信告诉过我。在《被冻住的女人》出版时,我与作家克罗德·库尔柴(Claude Courchay)有过一次谈话,他是波伏瓦的朋友,经常见到她。他问我是否给她寄过书,当得知我并没有寄时,他感到十分惊讶。为什么呢?我不知道,也许是担心她对这本书评价也不高,就像对之前那本书一样。
《被冻住的女人》一经推出,立刻引起了一系列不愉快的反应。我对同伽利玛出版社的代表们(几乎都是男性)的激烈交锋记忆犹新。这是一个存在性别差异的行业,男人闯世界,女人是家庭的守护者。他们指责我描绘一个已婚已育职业女性的状况。最讽刺、最激烈的反应发生在一档名为《今日女性》的电视节目中。该节目在下午播出,邀请女性读者发表观点。从衣着打扮、珠宝首饰和表达方式来看,当天在场的女性都属于中产阶级。她们对我进行了猛烈的攻击:“女士,如果您认为孩子是一种负担,那就不应该要孩子!”我试图让她们明白这个负担应该是共同承担的,但她们根本听不进去。
同时,对许多女性主义者来说,将家务和育儿交给女性,要求女性照顾孩子,这些事现在我们称之为精神负担,而在当时这根本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主题。只有一本名为《F Magazine》的杂志,通过小说家卡特琳娜·里瓦特(Catherine Rihoit)之笔,对这一主题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我的许多书都颇具争议,但这本《被冻住的女人》尤为不同,它直接地遭到否定。在1981年,它完全无法被接受,我所质疑的事情从未被纳入思考的范畴。于是,我写了《简单的激情》……
罗斯–玛丽·拉格拉夫:是的,我记得《简单的激情》这本书。一些女性主义者说它有一种轻浮的城市女性风格,与你之前的作品截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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