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您多次讲过,您的名物研究之路,最初是因为对《金瓶梅》中的服饰问题感兴趣。一九九五年拜孙机先生为师,初衷也是学习古代服饰。但着手写作学术专著时,却是从《诗经》入手,二〇〇〇年出版《诗经名物新证》。随后出版的一系列专著,《诗经别裁》《先秦诗文史》《古诗文名物新证》《终朝采蓝:古名物寻微》,也大都是以诗文中的名物为研读对象。是对自己的治学之路,事先有个总体设计吗?目光所及,从服饰拓展到诗歌,中间历程如何?
答:今天坐在这里谈我的书,谈我的读书经历,可以说是在谈上个世纪的故事,距离今天的生活已经很遥远。我很怀疑,在这个脚步匆匆的时代,会有多少人能够静下心来听上两分钟。不过好在我们这个小空间里已经有几个人,我还不是对空言说。我的读书经历比较特殊。几年前曾有一波纪念恢复高考四十周年的小小热潮,我稍稍留心了一下,写文章的都是高考登榜之士,好像没看到落榜者写文章,而我恰恰是虽然登榜却阴错阳差没能入学情同落榜,只好走上自学的路。这就决定了我的读书是完全自由、漫无系统的,不可能“事先有个总体设计”。收在《棔柿楼读书记》里长长短短八十八篇书评或曰读书随感,诗词、小说、散文、音乐、美术、建筑、哲学,中国、外国,古代、当代,可以用四个字概括,即杂乱无章。书的后记里引了老舍的几段话:“第一,我读书没系统。借着什么,买着什么,遇着什么,就读什么。不懂的放下,使我糊涂的放下,没趣味的放下,不客气。我不能叫书管着我。第二,读得很快,而不记住。书要都叫我记住,还要书干吗?书应该记住自己。对我,最讨厌的发问是:‘那个典故是哪儿的呢?’‘那句书是怎么来着?’我永不回答这样的考问,即使我记得。我又不是印刷机器养的,管你这一套!读得快,因为我有时候跳过几页去。不合我的意,我就练习跳远。书要是不服气的话,来跳我呀!看侦探小说的时候,我先看最后的几页,省事。”还有第四:“我不读自己的书,不愿谈论自己的书。但是我准知道,书是别人的好。别人的书自然未必都好,可是至少给我一点我不知道的东西。自己的,一提都头疼!”对老舍的这几点意见,我特别有同感,今天不得不谈自己的书,真是前多少天就开始头疼了。老舍说的第二条,最适于自况:读得很快,而不记住,其实是记不住。也因此读了书,一定要写点什么,否则真的就雨过无痕了。那时候为自己设想的前途是做书评家。买书、读书、写书评、赚稿费,拿了稿费,再去买书,进行下一轮的周转,如此形成良性循环。这个良性循环延续下来,直到现在。因此我始终处在课题制度之外,是一种完全自由的读书和写作状态。拜到遇安师门下,从老师为我设计的“诗经名物新证”开始,算是读书有了相对集中的方向,也有了所谓专业。但名物涉及的面太广了,几乎可以说无所不包,因此特别适合我早已形成的读书方式,即依然是无拘无束的自由状态。不同的是,取得了老师传授的真经,即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而我在选择问题的时候,也是有意避开学术热点,知道技不如人,不去竞争。
二十多年前,金银器研究的领域尚很冷清,一九九九年齐东方《唐代金银器研究》问世,是一个重要的开端。二〇〇一年,遇安师发表了《明代的束发冠、䯼髻与头面》,受此启发,我写了《明代头面》和《玉钗头上风》,可以算作自己金银器研究的小小尝试。前者是明,后者是唐,中间的宋元却是一个空白,不过一时尚未找到入手处。二〇〇五年初冬赴香港参加中国古代金饰国际研讨会,这时我正好在设计与湖南省博物馆合作的研究题目。同与会的东方兄交谈,问道:“《唐代金银器研究》之后,是否还有继续往下做的打算?”答曰“无”。“那么我继续往下做,即宋元明金银器的研究,如何?”曰:“正是时候,因为发表的材料已经足够多了。”前年在北大文研院举办讲座,齐东方主持,他说:“金银器热可以说是我们俩掀起的吧。”我和他对视,会心一笑。我以为我们两人的研究,代表了两种方法,两个方向。他是考古学的方法:分型分式,分期断代。我是关注生活史中的各种细节以及与诗歌对应的各种物事,注重定名。他详我略,他略我详,可以互补。
关于金银器研究,当年遇安师曾有过一个设想,即由文物出版社牵头,组织一个考察和拍摄团队,拿着文物局的公函,到各地博物馆观摩拍照。如此,自然要报课题,等经费,如果经费不敷用,事情就办不成。这样一个规模的团队,花费自然不会小,经费是否能够申请下来,也是未知数。这个想法也就搁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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