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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
二、问学

能够拜在遇安师门下,是靠了王世襄畅安先生的绍介,畅安先生给了我电话号码,说:给你介绍一位最好的老师。在此之前,我先已有了先生的《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系海上陆君推荐。挑着读了其中的几节,便觉得实在太好,竟好像得获一部“汉代大百科”。第一次通电话,因为太紧张,张口就说:“请找陆机先生。”

先生治学的观念和方法,首先是“问题意识”,即特别有着发现问题的敏感。遇安师的全部著述,可以说都是由“发现问题”而引出,著述的分量,也正在于“解决问题”。初从先生问学,师即告诫三点:一、必须依凭材料说话;二、材料不足以立论,惟有耐心等待;三、一旦有了正确的立论,更多的材料就会源源涌至。第一、二两条虽苦,却因此每每可得第三条之乐。我把它视作自己取到的三部真经。

此外,是更为具体的指导。首先要通过大量阅读使自己立足于学术前沿,明白有哪些问题需要解决。心里不能只有一个问题、两个问题,而是要有很多问题。好比同时点火烧着十几或几十壶开水,不断添柴的过程中,发现哪壶快开了就加添一把火。先生特别强调通识,当然日本人深井式的研究方法也值得借鉴,不过日本的大学问家也都涉足很广。

论文的写作,则分作两步。第一步,是做长编。先生的办法,是备下若干个牛皮纸信封,封皮上写明类别,然后把相应类别的卡片装在信封里。每一类卡片有了一定的数量,就开始做长编,亦即材料的整理和罗列。如果能够通过比较充分的证据而解决某一个问题,就可以写文章了。到了第二步,即写文章的过程,便是做减法,便是删汰枝蔓,“直指本心”,前提是大量的材料已为自己所理解、所消化(近年看到不少学术研究的书,都好像是罗列材料的“长编”,似乎缺少一个消化过程)。细微到引书的方法,先生也都有教授。比如古籍的引用,要选择好的版本(职官、地理、目录是研究的三把钥匙,有目录学的知识,自然懂得选择版本),只需要注明卷数。四库本,一般是不用的(宿白先生授课的时候即曾如此说)。再有就是要查找原书,引述原文,尽量不转引。

那时候会和遇安师一起去逛书店,不过更多的还是去北京图书馆,即现在的中国国家图书馆。一般是在日文书库转,一面填卡片借书,一面到日文新书阅览室浏览。沿着书架走,先生会随时抽出一本书来,说“这个有用”,以及如何有用;或“这个重要”,以及如何重要。于是记下来,特别需要的就委托旅居日本的李长声帮忙购买。

这一阶段读的是两部书,一部是依然与此前相同的纸质书。撒下一面大网,有条件经眼的书尽量拿来过筛子,即所谓穷尽资料——当然这“穷尽”也只是理想中的标准。先是把《文物》《考古》《考古学报》《考古与文物》大致配齐,接着是买考古报告。辗转联系到文物出版社的一位员工,正好因为搬家要处理一大批社里的书,于是买到不少考古报告。当时考古所门口有一个考古书店,常会出现一本两本早期出版的考古报告,不过都是加价的,每每数倍于原价,自然也在所不惜。还有一番幸运,是在杨成凯的帮助下,买到了章巽先生的一批藏书,其中最重要的是全套《禹贡》杂志。这一时期是搜索式的读书,是带了极强的功利目的亦即解决问题,阅读的兴趣,差不多止剩了发现线索、发现证据的兴趣,而这种发现常常能够令人欣喜若狂。到了文学所,变成了全职读书。爱好变成了职业应该是很糟糕的事,不过幸好我对这职业也爱着。在电脑发达的时代,这种阅读依然不能以电脑检索来代替,也正如侦破不能靠电脑来完成。一桩疑案终于水落石出,设下的埋伏终于有了收获,其兴奋大约不过如此,只是过程中的一切,惟个中人冷暖自知。我曾经很想为当日正在炮制的“古诗文名物考”起一个侦探小说式的名字,或许只有这样才能够表达破案过程的艰辛和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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