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部书,是真实的“物”。追随遇安师问学,很长一个时期内,参观博物馆是一项重要的教学内容,以此深感这是一个几乎不可少的学习方式。不过那时候国内的多数博物馆都还是冷清所在,当日的中国历史博物馆、今天的中国国家博物馆也不例外。基本陈列之外,很少举办各种专题的临时展览。印象中,参观都是要买票的,五元、十元、二十元不等。很多博物馆不允许拍照,便只能以画图的方式纪录所见,以至于养成习惯。这一习惯一直保持到二〇〇六年。那一年一行二十多人往闽北窑址考察,参观博物馆,我依然驻足于展柜面前在本子上勾画展品,同行的李旻博士说:“为什么不用相机来纪录?”这以后方由画图改为拍照,也因此逐步积累起图像资料。虽然近年开展的“大众考古”为大家提供了了解考古实践的机会,但能够前往考古现场的“大众”实际上仍是“小众”。博物馆则不然,它不像考古现场那样不得不有诸多限制,而且还提供了免费开放、允许拍照的条件,因此走进博物馆的真正是大众。拍了照片,把“展品”带回家建立自家的“博物馆”,这是信息时代问学与治学的新途径,也是我们特有的幸福。近年博物馆的开放力度愈益增大,展览的学术含量愈益提升,今之寻“微”,比以往增添了许多有利条件,同时也对治学者的辨析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字词的训诂,依凭网络检索寻源讨本,可得前人不可想象的快捷之便,然而去伪存真,抉发诗意文心,究竟还要靠学者的综合修养。而涉及一器一物的定名,在目前却是网络搜索也无用武之地,于是博物馆参观以积累实物资料便成为一个新的治学途径。不过这却更具挑战性,真正把“物”读懂,必要有对图像之时代的思想观念、社会风俗、典章制度等等的深透了解,这一切,无不与对文献的理解和把握密切相关,即要使图书馆的书和博物馆的“书”相互发明,当然这也带来更多的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快乐。卫星总体设计师胡海鹰说:“热爱是一时的,剩下的全是责任;喜悦是一刻的,剩下的全是投入。”(《文化报》二〇二一年六月十六日)我认同这里的后一句。其实所有的投入,都是心甘情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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