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定浩:过去金克木先生全集没有出的时候,搜集他的书实在辛苦,因为他著作多,各种选集也多,出版单位又分散各处。在阅读搜寻您著作的时候,我就也有类似感觉。如今,十二卷《棔柿楼集》,已经陆续出版到第六卷了吧。您是怎么样来看待这套文集的?是不是至少您有关名物部分的研究,已经被这套书一网打尽了?预计什么时候可以全部出完呢?
扬之水:编纂文集原是应出版社的要求,就我自己的意愿,总觉得太早,因为事情还在继续做,做的过程中,一方面必会有新的发现,一方面也常常能纠正自己以往的认识,因此文章始终是一个不断修改的状态。实际上这套文集的编纂和出版过程也正是这样的,从交稿到看校样,直到付印之前,都在不断补充,不断修改。文集中的卷三和卷四去年再版的时候,改动也非常多。现在就盼着卷二能够有再版的机会,以便修改。这种不断修改的情况,在我已经是常态,真是抱愧,不过这又是没办法的事。因为名物考证的准确性是建立在文献、实物、图像三者契合的基础上,而实物与图像一部分是分散于国内外各个地方的传世文物,一部分是时有发现的考古成果,传世文物要靠典藏机构以各种方式的展示和披露,考古成果就更复杂:一方面是发现,一方面是整理发表。当然基本思路对了,修改也就是材料的补充,如果新材料一出现就完全推翻自己就有的认识,则说明当初的考证站不住脚。不过这种情况目前来看还很少。文集是二〇一二年在人民美术出版社立项的,原计划在我退休之际出齐,算是对自己全职读书十八年的一个总结,但实际操作起来遇到不少麻烦,因此至今才出了五卷(卷一和卷八大概一两个月之内能出)。出版社准备今年出齐,但这还要看具体操作的情况。
张定浩:前些年,您曾经向读者推荐过三本书,《管锥编》《知堂书话》《金瓶梅词话》。您说,这三本书,代表您三个十年。“《管锥编》是思维方式的改变,怎么读书?怎么做学问?周作人是文体的改变,怎么写文章?《金瓶梅词话》是日常生活史的细节索引,它带我走入名物研究,直到今天。”那时候大概是二〇〇八年,从那之后又过了七八年,您觉得这七八年里在治学上自己有什么新的变化吗?如果再找一本代表您最近这些年的书,它会是哪一本?
扬之水:我好像只是说这三本书代表了我的阅读兴趣,而不曾向读者推荐,因为我一向不敢做推荐书的事。我的阅读很个人化,也很情绪化,没办法按照自己的好恶向他人推荐。虽然时间过去了七八年,但在此期间我好像没什么变化,看来要说这是影响我一生的三本书了。当然老师的书总是放在案头经常要读的。一方面是学习,一方面想想自己应该做哪些与老师不同的题目。
张定浩:一九七九年《管锥编》刚刚出版,您进入民间文艺研究会资料室,因傅信的推荐,遂将《管锥编》作为读书启蒙读物。这个读书起点可谓相当之高,又可以说是因缘际会。您说,“《管锥编》不仅告诉我怎么读书,而且告诉我们怎么做学问——把关于某件事的说法,尽可能都找到身边来。”能不能具体再谈谈呢?比如您当时读《管锥编》,是按照次序这么一路读下来吗?《管锥编》谈了十部书,经史子集都有,您偏好哪些方面呢?是花了多久才把《管锥编》读完的?
扬之水:到底花了多久,已经记不清,不过集中阅读的一次是三十多年前在民研会时到内蒙古采风的四十天。那一次行程安排脱节,因此有了好多空闲,又因为本来计划是两三个月,出发的时候便带了这部书,觉得禁得住长时间读。当时还做了好多笔记,但早就找不到了。这部书对我来说不是在某些具体问题上受益,而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比如海量阅读,比如看一个问题不仅要从多个角度,而且要选取独特的视角。而所谓“经史子集”在这里也是打成一片,几乎见不出分野的。
张定浩:“中国学问有二类,自物理而来者,尽人可通;自心理而来者,终属难通。”您曾引黄侃的话形容您的老师孙机先生的治学。从跟随《管锥编》读书到师从孙机先生,您觉得感受最深的变化是什么?您曾说您最佩服孙机先生的能力,是他可以就一些表面没关系的东西来发现其内在的联系。这个和钱锺书所谓“东海西海,心理攸同”,似乎可以相通。只不过,一个是物理,一个是心理。而发现不同事物乃至人心之间的联系,似乎也是文学的要义。可不可以说,您一直在关心文学?只不过是以自己的方式?
扬之水:从钱先生到孙先生,不是太顺理成章了么,二者的思路和治学方法几乎相同,只是研究对象不同。也因为研究对象不同,钱先生是以发现问题为乐趣,并且以他的研究对象而言,发现本身即已经隐含了解决。而孙先生是以发现问题并最终解决问题为乐趣。师从孙先生二十多年,受影响最深的就是这一点。至于“关心文学”,我觉得自己真正在状态的时段只有写作《诗经别裁》和《先秦诗文史》的时候。作为那一阶段的尾声,是写了一组读《清真词》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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