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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
“山水读书”答问

没想过“总结自己的学术历程”这个问题。只能说最感觉舒心的是,自己为自己创造了一个自由写作的环境,当然这一切离不开老伴的支持。我们就是一个精诚合作而且受法律保护的课题组,欣慰的是每个课题都能赢得几千赞助人,赞助人就是每本书的读者,所以良性循环才能长期维持下来。我曾多次引用陆放翁的一句诗“学术非时好,文章幸自由”,我以为这就是最佳的治学状态。在写作上,也有自己的一定之规。所谓学术规范,着力点应该是在杜绝抄袭,而不是斤斤计较常见文献的引用,比如二十四史的引用要一一注明作者、页码,学界人人熟知的诗歌也要一一注明来源,在信息发达的今天这是几秒钟就可以查证的,实在不必在这上面浪费版面。读者的关注点其实也不在此,而是著述中的闪光点,即发明创造之所在。

问:《棔柿楼读书记》是您的处女作,一九九三年出版,印数不太多,市面很难找到,孔夫子旧书网上现在价格到了四位数,很受收藏家追捧。您为什么不同意重印呢?有没有“悔其少作”的因素?拜师温卷之作《脂麻通鉴》也没有重印。这种写作手法,和您后来的名物研究之路,在您自己心目中,有无优劣高下之分?还有哪些书决定不再重印了?

答:一开始我就提到了《棔柿楼读书记》,说到它显示了我早年的读书轨迹,它对我的意义也正在于此。收在书里的一篇《对于惶惑的惶惑》,是关于《从包豪斯到现在》的书评,书是讲现代建筑的,印象中这是我在《读书》上发的第一篇文章,大概是一九八五年,那时候我还没到《读书》来呢。这本书可以称作“少作”,虽然写的时候已经不“少”,但是并不“悔”,因为这正是之后研究名物所必需的基础。拜师温卷之作《脂麻通鉴》,老师还是很赞赏的(老师曾为它写了两首诗,而且很意外,这两首诗还收到近期出版的八卷本文集中的《遇安诗存》),否则也不会接纳我。至于高下优劣之分,我还真没想过。只是觉得这两本书对我自己是很有纪念意义的,但恐怕今天的读者会觉得过时,所以不值得重印。

问:我观察到的您的治学方法,有抄录文献,整理卡片,每天做读书笔记,经眼的文物手绘线图(像孙机先生老一辈学人一样,《诗经名物新证》等书中的线图是您自己画的)。我们现在写文章难免多借助电脑检索。您觉得不同的治学方法,各有什么长处与不足?

答:传统的治学方法和如今的电脑检索相比各有什么长处与不足,我无法比较,因为我电脑检索至今停留在初级阶段,远不能熟练运用,其实也很少用,主要还是依靠阅读纸质书。我相信这和电脑检索的高效简直没法比,也知道自己早就落伍了。也许很快人工智能就会发展到可以解决古器物定名的问题,在电脑里存入上亿或上万亿不同角度的图像数据,再如何如何,于是输入某个问题,它就可以给出答案,成为一种纯粹的技术性操作。其实前不久《解放日报》的采访也提出了这个问题,我引了谢泳的话,主要有两点,一是原始阅读有如艺术活动,二是它有着学术研究的趣味。是不是人类在进化过程中要逐步去掉“趣味”呢,那时候人类会是更高级或者相反,我就想象不出了。

二〇二四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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