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泸州博物馆藏宋墓石刻女子插戴灯毬是在二〇一四年春,二〇一七年五月三号往新开馆的定州博物馆参观,发现塔基地宫出土银瓶上的灯毬,同年秋天往济宁,在中都博物馆发现汶上县宝相寺塔地宫出土金棺银椁系坠的银灯毬。二〇一九年秋,在奈良国立博物馆发现铜鎏金佛像冠饰残件也是一挂璎珞灯毬。而在《仏像 中国·日本》图录里看到了插戴的完整样子。这本图录是在京都的降价书市上买到的,当时和刘晓峰在一起,我们同时看中,承蒙他让给我了。如果不是做这个节目,如果不是一再被要求举例,我也不会去这样详细疏理发现过程。本来也没有现成的纪录,只是因为照片有拍摄日期,又有和照片对应的出行日记。疏理的结果,我也才知道,这一则三百多字的释文,用了五年时间得到的七幅图——应该是八幅,南唐墓银镶玉步摇我给省略了——构成了大致完整的诗歌、图像、实物互见的证据链。至此,才算是完成了释读。
“掬水月在手”一条,是摘自刚才提到的《奢华之色》卷一中的附论,对这个纹样的认知也是一个不断追寻证据的过程。做湖南课题时在株洲博物馆调研,展厅里看到出自攸县丫江桥元代金银器窖藏的一枝金簪,簪首绕图一周是枝叶纷披的朵朵菊花,花丛间一个山石座,座上一个金盆,略略俯身的一位女子,双手伸向金盆。展品说明作“金盆洗手图金簪”。“金盆洗手”是近世的一个俗语,有约定俗成的意思,用来为这枝金簪纹样命名,显然不合适。那么这一“金盆洗手”的场景究竟取自什么故事呢?归来后从文献和图像中寻找线索,找到宋元绘画中与金簪纹样一致的《浣月图》及明代的一幅《金盆捞月图》,而元散曲中正有与此情景对应的歌咏,题作《掬水月在手》。那么丫江桥金簪的取材是来自当日流传的同题绘画,即“掬水月在手”诗意图。不过考证到了这一步,仍感到欠缺,因为这应该不是源头。于是追源溯流一步步推进,不断寻找证据,终于完善了证据链,勾画出从诗歌到图画、由唐宋至明清,“无声”与“有声”互为影响、互为渗透的一个纹样传播史。我在文章结尾处写道:“这一条线索使我们有可能拼缀起曾经有过的生活图景,并发掘出把诗意凝定为各种造型艺术的才智和匠心。”有评论说,“这篇论文是同时在文学研究和文物考证两方面取得双重成果的典范之作”(蒋寅《成为绝学:朴实与奢华——扬之水〈奢华之色〉评介》),我很感念这样的认可。当然作为一个词条收入《百例》,已是缩减为五百多字,五个图,是略述脉络,直接把结论捧出来。
收在《百例》里的“内家新制”,是一个发现和验证的过程。这一条四百来字,只有一个图,就这一个图,也是有故事的。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常州武进村前乡南宋墓出土“中兴复古”香饼一枚,它在《考古》杂志发表的简报上被称作香篆,只有一个黑白照片,并且只有一面。我在二〇〇四年发表的《龙涎真品与龙涎香品》一文中考证这一枚“香篆”应该是香饼,为内家香。十一年后往常州博物馆参观,特别向馆方提出请求看一看这枚香饼。原来它入藏后还一直称作香篆,馆里人说,“因为搞不清质地,分类保管的时候就归在陶器了,又因为不知道此物的重要,没把它当回事,专家来这里定级文物的时候,都没把它拿出来”。承馆方惠予观摩,终于得见真身。小小一枚,灰扑扑不辨质地,没有任何气味,模印的“中兴复古”四个字清清楚楚隆起在表面。拿在手里,分量极轻,同行的老伴也掂了掂,然后小心翼翼翻过来,背面竟是模印一左一右蟠屈向上、身姿相对的两条龙,此物出自禁苑,完全可以确定了。几个月后,在浙江省博物馆举办的“香远益清:唐宋香具览粹”展览中,“中兴复古”香饼便第一次登场展示在公众面前,就此成为名品。
我为《百例》词条定的标准,是收录自己的研究心得,但有几个例外,一是《引言》里说的,“其中有关《诗经》名物的几则,写作时间最早,乃三十年前初从遇安师问学,老师悉心指授所得”。此外是“弹棋局”条,这是摘自早年写下的《弹棋局》一篇,原为遇安师指导下的习作《古器丛考三则》中的一则,最初发表于河南艺术研究所主办的《东方艺术》一九九七年第三期(这个杂志早就停刊了)。您刚才说到《诗歌名物百例》,是我积三十年研究之功,这“三十年研究之功”也包含了早年老师悉心指授的心血。
问:二〇一八年出版《物色——金瓶梅读“物”记》,可否看作终于回归初心?回望来时路,苍苍横翠微。——回望来时路,您有何感想?如何总结自己的学术历程?
答:这本书可以说是我的一个心爱的题目,它是名物研究的入口处,即便时时走开却不曾忘怀,只是轻易不敢动笔,生怕写不好给糟蹋了。曾经的设想是一部大书,囊括《金瓶梅词话》里的所有名物,但是越来越觉得这个设想很难实现,而再不动笔恐怕就更写不出来了,结果就是出了这么一个戋戋小册。近期中华书局准备重印,我补了一篇关于李瓶儿出殡的长文,是初版之后唯一增加的研究成果。
评论 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