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谋术数,有人群存在的地方就有它的市场,本无足怪。但是由于有了《三国》,它获得了生动而通俗的表达方式,耳濡目染,口沫手胝,于是造就了传人无数;同样揭竿谋反,得国家神器便有它的存在合理性。但是由于有了《水浒》,一纸风行,深入人心,鼓舞了多少“仁人志士”。它使勇者效法,“该出手时就出手”;它使心窃喜而怯者精神振作,“风风火火闯九州”。《三国》和《水浒》传递的拙劣的文化价值及其老少皆宜的魅力使得“双典”成了国人“厚黑之学”最为通俗而引人入胜的教科书。在历史上,“厚黑之学”教导出的最成功的门徒其实就是中国最末一个朝代——清朝——的统治者。清人得以定鼎中原,《三国演义》之功不可没。如果当年不是皇太极效法周瑜利用蒋干盗书的反间计使崇祯杀害了满洲闻之胆丧的明朝边疆大将袁崇焕,清人的入关乃是难以想象的;说不定一部国史就没有什么“清朝”的字眼而只有“后金”。一本通俗小说开创了一个朝代,这样的说法多少有点儿夸张,但是只有那些食髓知味的实践者,才会对坊间的演义小说感激涕零,深知其价值。文学的作用从来就是难以估量的,我们无法将它数量化,也无法将它实证化,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学的作用可有可无。看看“双典”的风行程度,便可知它们潜移默化的力量是何等巨大。
对于《三国》和《水浒》其中的负面遗产,其实本来是应该好好清理的,尤其是一个国家迈向现代文明和建设现代生活的时候,崇拜权术和崇拜暴力可以演变成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刘再复的《双典批判》提出一个很有价值的假设:“如果‘五四’新文化运动不是把孔夫子作为主要打击对象,而是把《水浒传》和《三国演义》作为主要批判对象就好了。”或以为历史不能假设。当然过去了的事情不能重来,但通过假设我们能够看清历史,能够分清善恶,能够辨明义理。“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迈向现代文明社会的关键一步,胡适就认同“五四”新思潮是“重估一切价值”的思想运动。而被置于“重估”的那些价值中,恰恰是缺漏了《水浒》和《三国》,而儒家和孔夫子则被置于清算的火炉上烘烤。九十年过去了,事后想来确实觉得这是一个当年的“战略误判”。这个误判或许与先驱者造反心理存在某些联系,对一切来自民间、来自大众喜好的东西有一种不加鉴别的奉承倾向。陈独秀提出文学革命的“三大主义”中,“平易”和“通俗”的文学就列入未来向往的目标。按照胡适白话文和陈独秀“三大主义”的标准,《水浒》和《三国》与“五四”新文学的区别,除了前者属于古代的之外,其他并没有冲突。由于它们的语言选择和民众喜爱,“双典”逃过了“五四”文化价值的“重估”。不过,我们不能由此而苛求“五四”,中国社会的现代进程是漫长的,价值的“重估”也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刘再复在新的社会现实条件下,提出“双典”批判的话题,正是对“五四”“重估一切价值”精神的传承,也是补足了“五四”未能完成的“国民性”检讨和批判的一课。
正如刘再复在《双典批判》指出的那样,鲁迅很早就明确意识到《水浒》、《三国》与国民性的深刻联系。鲁迅的话可以作证:“中国确也还盛行着《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但这是为了社会还有三国气与水浒气的缘故。”没有国民拥戴的基础,任何小说都不能“盛行”。既然有“三国气”、“水浒气”,双典代有传人而子孙徒众就不足为奇。不过可惜的是鲁迅就此打住话头。究竟什么是“三国气”,什么是“水浒气”也没有明确道出来。把话挑明,“三国气”其实就是权术气、厚黑气;“水浒气”其实就是流氓气、痞子气。它们代表了国民性中阴暗而伪劣的部分,代表了人性中万劫不复的深渊。《双典批判》将《水浒》和《三国》这方面的问题摆在至善和人道人性的阳光下来讨论,从小说的故事及其叙述中发现问题,将鲁迅当年的问题意识推进到更加深入的境地。笔者觉得,刘再复提出“双典”存在的暴力、权术和对女性态度这三大问题,实在值得好好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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