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讲的题目是“双典批判”。
所谓“双典”,指的是中国文学的两部经典作品《水浒传》与《三国演义》。所谓批判,是指文化批判,即价值观批判,不是文学批评。
文化批判与文学批评是两个很不相同的概念。文学批评的对象是文学,其批评标准,一是考察文学的精神内涵;二是考察文学的审美形式。我所理解的文学包括三大要素,一是心灵;二是想象力;三是审美形式。文学批评乃是对这三者的把握。而文化批判的对象则是蕴含于文学作品文本中的文化意识。它只涉及精神内涵,不涉及审美形式,它与心灵有关,但与想象力、审美形式无关。换句话说,在进行文化批判的时候,必须悬搁审美形式、想象力等要素,而直接面对文学作品的精神取向、思想观念、文化意识、人性原则等价值要素。对“双典”的批判,正是对其核心价值观以及相关的思想文化意识的批判。
无论是文学批评还是文化批判,都是一种判断。前者的重心是审美判断(美),后者的重心是伦理判断(善)。审美判断不设置政治法庭与道德法庭,它的基本性质是康德所说“无目的的合目的性”。所谓无目的,是指无直接的、具体的功利目的,即无世俗的政治目的和道德目的。但是,它又合目的性,也就是符合人类生存、温暖、发展、延续的总目的,也符合人性向真向善向美靠拢的总趋向。因此,真正美的东西,总是包含着最广义的善。说文学“以美储善”,指的正是广义的善;说文学不是以美“扬善惩恶”,指的是狭义的善恶。文学不可把自身蜕化为道德说教。
伦理判断不同于审美判断。它是“有目的的合目的性”判断。它不隐瞒自己的伦理目的。伦理作为巨大的体系,它至少应作政治性伦理(以“正义”、“权利”为目标)和宗教性伦理(以“善”为目标)之分,两者均有鲜明的价值内涵,因此,伦理判断实际上是一种价值判断——价值观、价值取向的判断。文学批评乃是审美判断,它的出发点是艺术感觉,不是概念。其关键是进入文本展示的审美世界,领悟其中的心灵内容和审美特点,不作政治道德价值判断。而文化批判则要把作品中的伦理内容抽离出来,作为审视对象。它的批评出发点不是艺术感觉,而是维系人类社会的共同的价值规范,即最广义的合文明合人性的“善”。
初步区分之后,我们又会发现,文学批评与文化批判都涉及文学作品的精神内涵,两者又有交叉与联系。以日本当代文学为例,要说文学的震撼力与影响力,首席作家应是三岛由纪夫。但是,瑞典学院的诺贝尔文学批评家们宁可把光荣授予川端康成和大江健三郎,也不给予三岛由纪夫,这是因为三岛的暴力倾向,特别是他所鼓吹的武士道精神,不符合诺贝尔的价值理想(可理解为最广义的善)。尽管三岛由纪夫的作品具有艺术魅力,但他的暴力主义价值观恰恰与人类永久和平的理想主义和普世价值观背道而驰。因此,我们可以承认三岛由纪夫是日本“二战”后最有魅力的作家,但完全不能接受他的作品所蕴含的价值观念与文化意识。相应地,我们也会作出判断,他不属于托尔斯泰这种建构精神高峰的伟大作家。
对于《水浒传》和《三国演义》这两部小说,从文学批评的角度说,应承认它们是非常杰出、非常精彩的文学作品,不愧是文学经典。金圣叹曾说,《水浒传》写了一百零八将而有一百零八个样。仅此一点,就是了不起的文学成就。除了塑造一百零八个个性形象,还写了其他数百个人物,要驾驭这么多形象,很不容易。文学批评虽带有主观性,但并非完全没有客观标准。文学作品确实有高低之分、优劣之分。“劣”的小说写一千个人物,也是“千人一面”;“优”的小说,哪怕只写两个人物、三个人物,也是两个人两个样,三个人三个样。《水浒传》写一百零八个人物,能写出一百零八个样,这就是艺术,这就是文学才能。金圣叹称之为“大才子书”,它当之无愧。我们对《水浒传》的文化批判,是在肯定其为杰出文学作品的前提下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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