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小说书库 / 双典批判:对《水浒传》和《三国演义》的文化批判 / 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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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根廷的诗人作家博尔赫斯曾批评美国作家爱伦·坡的作品过分渲染悲痛。爱伦·坡自己说:“恐怖不是来自德国,而是来自灵魂。”博尔赫斯认为,他没有必要从德国浪漫派的作品中寻找恐怖(《博尔赫斯谈话录》第101页,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可是爱伦·坡却为我说出一项真理:恐怖往往来自两部文学经典。从少年时代开始,《水浒传》与《三国演义》就开始不断袭击我的灵魂。李逵刀砍四岁婴儿小衙内,武松挥刀杀嫂又杀小丫鬟,张青夫妇开人肉饭店,刘安杀妻招待刘备,曹操杀王垕以安军心,还有三国时期战争中那种说不尽的诡术、骗术、权术,一桩一桩全是噩梦。我对双典的批判,便是借此走出噩梦,走出恐怖,走出人性恐怖图像给自己投下的阴影。

终于意识到:和《水浒传》的逻辑(凡造反使用什么手段都合理)划清界限,和《三国演义》的逻辑(伪装得愈好,成功率愈高)划清界限,才有灵魂的健康。无论是对于自己还是自己出身的民族,都是如此。水浒英雄们大块吃肉、大碗喝酒,身体是健康的、强壮的,但灵魂并不健康。乐于“排头砍去”的灵魂是有病的,把潘金莲的人头拿来当祭物的灵魂是有病的。三国的豪强们争夺天下,激情燃烧,身体也是健康的、强壮的,但头脑布满权术,心中全是机谋,哭也假,笑也假,灵魂更不健康。愈向双典靠近,灵魂愈是布满病毒。

《水浒传》与《三国演义》是压在中国人身上心上的大山。这两座大山不推翻,中国妇女在精神上就永世不得翻身。这两座山屹立着,中国妇女就难以摆脱“尤物”、“祸水”、“狐狸精”等罪名。同样是追求生活的婚外恋者,同样是一个潘金莲,在《红楼梦》中,秦可卿被送入天堂(梦幻仙境);在《金瓶梅》中,潘金莲被放入人间(无善无恶);在《水浒传》中则被投入地狱(死于武松的刀下)。妇女在《水浒传》中是被杀戮对象,在《三国演义》中是被利用对象。前者为刀俎之物,后者为政治动物。中国人从皇帝到平民,从将军到士兵,从知识人到工人农人,全被这两座山压着,统治着。大山压着,神经变得麻木,以为造反有理,以为欲望有罪,以为女人是祸水,以为权术是智慧,以为团伙结义是道德。于是,天天背着畸形的道德法庭和替天行道的政治法庭,不得解脱,不能翻身。近几百年,中国表面上是帝王、军阀、总统统治着,其实从上到下都是这两座大山统治着,主宰着,从意识世界一直统治到潜意识世界。

《水浒传》和《三国演义》读来有趣,其中有精彩故事,有神奇人物,有超人智慧,有英雄气概,但是,缺少一样东西,这就是人性,最普通、最基本、最要紧的人性。双典中著名的英雄(后来成为中国人的偶像)缺少一点觉悟,不知每一个生命个体,哪怕最微不足道的个体,都有其生命权利与存在价值,大刀大斧不可指向这些无辜的生命。张青、孙二娘的菜园子(人肉饭店)原则是三种人(妓女、和尚、囚犯)不吃,其他的皆不放过,可是人有千种万种,每一种都应当尊重,都有活着的权利。人之所以成为人(区别于禽兽),就是人具有不忍之心,即不忍杀他人、吃他人和伤害他人。

刘劭的《人物志》把流业分为十二家:清节家、法家、术家、国体、器能、臧否、伎俩、智慧、文章、儒学、口辩、雄杰。

观《三国演义》,此十二家都有。其中有许多人身兼数家数能,如诸葛亮,他就兼有法家、术家、器能、臧否、智慧、文章、儒学、口辩、雄杰。但三国中人,就其“角色”而言,最多的是术家,即权术家、心术家。虽然都是术家,但又有很大差别,有的善儒术,如刘备;有的善法术,如曹操;有的善阴阳术,如司马懿。而就其功能而言,“三国”的器能、臧否、口辩都极发达,魏、蜀、吴三方的谋士集团中均有一流的辩才,一流的批判家(臧否),一流的“秘书”(器能)。然而,最发达的是“伎俩”。三国时代将中国的政治伎俩和其他生存伎俩推向了高峰。连智慧也变成伎俩。无所不在的伎俩,前所未有的伎俩,才是“三国”大人物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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