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小说书库 / 双典批判:对《水浒传》和《三国演义》的文化批判 / 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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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创造了一种文化性格,鲁迅称之为“魏晋风骨”。牟宗三先生称之为“名士人格”。这种人格乃是“唯现逸气而无所成”,属于集天地之逸气,却是天地之弃才。牟先生认为曹雪芹所塑造的人物贾宝玉,就是此种人格形态。他说了一段很精辟的话:曹雪芹著《红楼梦》,着意要铸造此种人格形态。其赞贾宝玉曰:“迂拙不通庶务,冥顽怕读文章,富贵不知乐业,贫贱难耐凄凉。”此种四不着边,任何处挂搭不上之生命即为典型之名士人格。曹雪芹可谓能通生命情性之玄微矣。此种人格是生命上之天定的。普通论魏晋人物,多注意其外缘,认为时代政治环境使之不得不然。好像假定外缘不如此,他们亦可以不如此。此似可说,而亦不可说。外缘对于此种生命并无决定的作用,而只有引发的作用。假定其生命中无此独特之才性,任何外缘亦不能使之有如此之表现。即虚伪地表现之,亦无生命上之本质的意义,亦不能有精神境界上之创辟性。魏晋名士人格,外在地说,当然是由时代而逼出,内在地说,亦是生命之独特。人之内在生命之独特的机括在某一时代之特殊情境中迸发出此一特殊之姿态。故名士人格确有其生命上之本质的意义。非可尽由外缘所能解析。曹雪芹甚能意识到此种生命之本质的意义,故能于文学上开辟一独特之境界,而成就一伟大之作品。此境界亦即为魏晋名士人格所开辟所代表。

牟先生这一论断无可争议,但他提出《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虽非名士却有逸气的见解,则值得讨论。诸葛亮在日理万机之中,确有一种他人无可比拟的从容与风流,羽扇纶巾中神露智显。可惜他的这种状态只能装给司马懿等敌人看,实际上自己却力疲心歇,不得喘息,五十多岁就鞠躬尽瘁,劳累而死。因为他已进入政治、军事的中心漩涡地带,完全没有逸的可能,即没有清言、清谈的可能,他发出的声音均是指令、计谋,其中不仅有重言,而且有谎言,如改“二桥”为“二乔”以煽动周瑜反曹等等。身在政治较量漩涡之中,其逸很难逸之真切,诸葛亮出山之后的逸态,多半是伪态。

如果说《红楼梦》是一种名士文化,那么《水浒传》则是一种斗士文化,而《三国演义》,似可称为谋士文化。

《红楼梦》中的史湘云,鲜明地折射出名士文化。她不拘形骸,自由放达,逸得很真很纯。她的姑奶奶(贾母),也很有名士风度。而最大的逸士是贾宝玉,他的身上集中了名士文化的全部特点。《水浒传》虽属战士文化,可惜是太多战士的伪形。像鲁智深,可称真战士,他英勇善战,但不滥杀无辜,始终守持战士的人性边界;而李逵、武松等,则杀人如麻,刀斧指向一片混乱。《三国演义》从文化上说,比的不是力量,而是计谋。于战争中,表面上看是靠将士,从深层看是靠谋士。诸葛亮是智力最高的第一谋士,他代表着三国时代最深层的文化。

曹操确实爱才如命。他对关羽、赵云之爱的故事确实感人。赵云在曹军的重重包围之中,如果不是曹操慕其英勇,下了一道“勿伤害”的命令,赵云哪能冲出一条生路、救出阿斗?但是,曹操所以爱才,还是因为“才”能为我所用,一旦发现才不附我顺我,他也不容“才”立足于天下。荀彧为他立了那么大的功劳,还是被他所“不容”,更勿论杨修、祢衡了。可惜可惜,即使像曹操这样“爱才如命”的统帅,也走不出“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专制定律。

牟宗三先生认为从才性的角度上说,英雄与圣贤的区别在于前者“顺”,而后者则有“逆觉”。也就是说,英雄总是顺其天性而为,缺少“理性”,而圣人虽也有先天的才性,但又能超越自己的才性去就范天理。

牟先生所说的“逆觉”,用今天的语言表述,便是“反思”、“反观”、“反省”,即能把自己作为审视对象,有自知之明,能自我克服。孔子所说的“克己复礼”,大约也是这个意思。《三国演义》中的英雄,如曹操、刘备、孙权、关羽等都缺少这种“逆觉能力”,个个自以为是。关羽也如此,他最后的失败正是失之缺少自知之明,对自己估计过高,对敌方估计过低。“三国”中唯一具有“逆觉能力”的是诸葛亮,所以他才会挥泪斩马谡,才会在战败后自我处分(降三级),因此,他是“三国”中唯一的“英雄”兼圣人的天才。可惜因为战争环境极为险恶,他的智慧常常化作心机权术,处世也戴面具,与真正的圣贤还是不能同日而语。无论如何,圣贤是不可搞阴谋诡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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