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塑造的首席智人是诸葛亮,而首席英雄义士则是关羽,后者被毛宗岗称之为“义绝”。《三国演义》产生后,特别是到了清代,关羽代替了岳飞,被民间社会所神化,到处都有关帝庙。用关帝庙代替岳王庙,也符合清王朝的需要。岳飞这个抗拒异族(金)的英雄偶像容易让人联想到满清这个异族,关羽则不会产生这种联想与顾忌。
《三国演义》中的关羽,如果用理性的历史的眼光去看他,会觉得他不过是个失败的英雄,对他的崇拜缺少充分理由。所谓英雄,有英的一面,还有雄的一面。两者兼备才算英雄。刘劭在《人物志》里论英雄时说:“是故聪明秀出谓之英,胆力过人谓之雄,此其大体之别名也。若校其数,则牙则须,各以三分,取彼一分,然后乃成……若一人之身兼英雄,则能长世。”按照刘劭的英雄定义,如果从私德的层面上说,关羽释放曹操的行为确实是感人的。一个人在敌对两大阵营的血腥搏斗中,在整个战局处于关键的瞬间,这个人竟能极为冷静地作出选择,把个人的知遇之情放到集团的利益之上,宁可背离集团的军令状,也不忍背叛内心的情感原则。这一抉择确实具有人性的精彩和品格之美。这说明:关羽确实是有情有义的人,情感在他的内心深处确实是真实的,根深蒂固的。因此,也难怪毛宗岗、李贽等会为之倾倒,也难怪一代又一代中国的读者与听者会倾倒。中国人对关羽的崇拜,实际上是对人际关系中情感原则的崇拜。中国人知道忠义难以两全;关羽对曹操讲“义”,便是对于刘备复汉大业的不忠,甚至也可以说是对皇统的不忠。但是,在崇拜者心中,关羽却是忠义统一的,这就统一在对知己的情感上,即关羽义释曹操的行为所表现出来的是忠于情感的原则。忠于情感,在任何时间、任何场合都是动人的。按刘劭的定义,英是指“聪明秀出”,即智慧;雄是指胆力过人,即力量。关羽确有力量,仅过五关斩六将,就可证明。他单刀赴会,也证明他胆力非常。但是,在同时代的诸雄中,最有力量的是吕布,关羽和刘备、张飞联手才能和吕布打出一个平局。从力量上看,关羽虽说得过去,但其“英”的方面却让人觉得智慧不足。他不是一个普通战将,而是镇守一方(荆州)的统帅。在这个三方交叉的战略要地上,应当具有战略智慧,但他偏偏认识不到诸葛亮联吴抗曹的战略布局,竟然不知联吴的重要,一味大骂吴国为“吴狗”。孙权派人求亲,这是政治联盟的一种人质纽带,关系重大,你不答应,可以婉言推托,但他却丢下污辱孙权的话:“虎女怎能嫁犬子?”在感情上伤害了盟国盟军。他对外不懂战略联盟,对内则不懂礼贤部将,以致得罪糜芳、傅士仁这两个侧翼(守江陵、公安两地)将领,结果在吕蒙的袭击中,这两人投降了吴国,关羽一下子落入孤立无援的绝境之中,以致变成吴军的俘虏,被送上断头台。如果把握关羽的人生整体,特别是把握其作为军人的整体,完全可以说,他不是一个好的军事统帅。后来刘备率军征吴全军覆没,自己也死于白帝城,其失败的源头就在关羽身上。用历史主义的眼光看关羽,会觉得他有很大的缺陷。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就对关羽作出这样的评论。他说:
此人(关羽)武艺必有独到之处,譬如他与颜良对阵,“羽望见良麾盖,策马刺良于万众之中,斩其首还”,文中又没有提及两方随从将士之行动以及对阵之地形及距离,类似侥幸,又若有神授。他之不受曹公优渥,一意投归先主,应系实情,也与他的习性符合。可是书中叙述他的英雄末路,则毫不恭维。关云长对部下不能开怀推恩的掌握,对于敌情判断、侧卫警备也全部马虎,又破口大骂,缺乏外交手腕,造成两面受敌的危境而不自知,最后他的部队毫无斗志,不战自溃,他自己只能率领十余骑落荒而走,也再没有表现斩颜良时的英勇。以这样的记载,出之标准的文献,而中国民间仍奉之为战神,秘密结社的团体也祀之为盟主,实在令人费解。
黄仁宇先生的困惑并非没有理由,关羽的缺陷也无可怀疑。我们需要解说的是为什么对于这样一个有明显缺陷的失败的英雄,中国人如此崇拜,以至敬之为神。
中国民间社会对关羽的崇拜与对包公的崇拜,其文化心理原因有些相似。一个是黑脸偶像(包公);一个是红脸偶像(关羽)。两个都是精神依托对象。中国人没有西方的那种上帝可以仰仗,儒、道、释其实都是无神论,也难以切实仰仗。没有上帝的肩膀,只能靠自己。而自己的力量又不足以支撑自己的灵魂,这就不能不缺少安全感。除了“没有上帝可依”之外,还有另一个根本性问题是“没有法律可依”。法律、法制、法度,代表的是社会规范即社会正义。法制、法律使正义获得程序,获得形式,也获得保障,也就是使正义变成制度化的正义、程序化的正义、形式化的正义。中国历代王朝虽有法律条文,但缺乏执行的程序与制度。何况从皇帝到官僚,执法的随意性很强,君王意志与官僚意志常常凌驾于法律之上,这样,大量不公平的社会冤屈就哭诉无门。在这种社会环境中,老百姓自然向往包公,求助包公,崇拜包公。没有上帝主持公道,没有法制主持公道,就只能请包公主持公道。
评论 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