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小说书库 / 双典批判:对《水浒传》和《三国演义》的文化批判 / 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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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地狱门前的思索

晚清时期进化论思想弥漫中国的知识界,以为努力进化,人生与社会也必将抵达一个尽善尽美的境地。章太炎先信后疑,提出“俱分进化论”,抗诘来自西方的这股“科学乐观主义”。他怀疑“进化终极,必能达于尽美醇善之区”的看法,而以为“善亦进化,恶亦进化”。章太炎这种“恶亦进化”的思想,与刘再复《双典批判》讨论的文化“伪形化”,实在就是异词而同指,“伪形”其实就是人类恶根及其文化在历史演变中的积累和沉淀。反观人类数千年的文明史,没有任何理由认为历史是只朝着道德至善的方向进化。在历史演变过程中,人类的善根在发扬光大的同时,恶根也不甘示弱,所以人类的为祸也呈层级递进之势。这一点,中西皆然。“伪形文化”开了苗头,也如同杯中茶垢一样,日积月累,越来越厚,而人们的生活也因此而习非成是,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欧洲史上,迫害异端是其文化的“伪形”之一。从罗马帝国时期迫使不甘就范的基督徒徒手与猛兽搏戏于斗兽场,到中世纪教廷对付巫女、异教徒的火刑柱,再到“二战”纳粹以工厂流水线的现代技术屠杀犹太人……这种迫害异端的“恶的进化”使人触目惊心。

刘再复揭出“双典”崇拜权术、崇拜暴力的大现象,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由来有自。从先秦诸子开始讲“术”讲“势”,教导人主如何使用“诡道”,以四两拨千斤。同时,更重要的是大一统局面开创了巨大无比的官场舞台,供各式人主、人臣于其间长袖共舞。历经兵燹人祸、朝代更迭,权力舞台如走马灯来来去去,你方唱罢我登场。其间残忍苛刻,阴谋诡计不计其数,这种反复进行的逆向淘汰,终于在元明之际结晶为它的“伪形”表述——叙述一场场钩心斗角故事的文学文本,成就了一本中国人生的通俗教科书。任何一个有观察能力的人,都不能否认小说《三国》与这种历史和文化的联系,而这部小说之所以受到那么多国人的追捧,亦只有从这种历史和文化中才得到说明。北宋欧阳修作《新五代史》,就写过一位与罗贯中笔下三国诸君貌异心同的人物,这就是历事五姓九君而与孔子同寿七十三岁而亡的冯道。他的寡廉鲜耻真是堪当虚拟的文学形象与真实历史人物的恰当匹配。怪不得欧阳修在《冯道传》的序文中感叹:“盖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人而如此,则祸乱败亡,亦无所不至,况而为大臣而无所不取,无所不为,则天下其有不乱,国家其有不亡者乎!予读冯道《长乐老叙》,见其自述以为荣,其可谓无廉耻者矣,则天下国家可从而知也。”从先秦诸子的讲“术”讲“势”,至五代史冯道出神入化的运用,再到《三国演义》的荟萃提炼,或以为这就是权术文化的炉火纯青,达到极致了吧?孰知不然,它的当代演变还有更精彩的“集大成”。刘再复在《双典批判》中提到他“文革”中痛切的经验,知晓所谓“政治斗争三原则”:“政治斗争无诚实可言”;“结成死党”;“抹黑对手”。

这个总结,比之《三国演义》更画龙点睛,也更有“现代性”。但是这种“现代性”不是使一个国家的政治迈向文明和人道的现代性,而是迈向万劫不复深渊的“现代性”,也就是中国历史文化演变数千年而沉淀下来的“伪形”。这是绵延不断的“恶的进化”,这是讲究权谋术数的文化糟粕。

同样,对造反性的暴力无条件的崇拜更是中国历史和文化演变而形成的“国粹”。暴力相向在人类历史上也许是与人类相始终的现象,但是在伦理和道义上给予造反的暴力如此积极而正面的价值,在各大文明传统中,恐怕是只此一家而别无分店。西方世界给予造反性的暴力在伦理上的首肯始于现代史上的法国大革命,而中国,笔者相信从神话至文明史的开端便是如此。如果这也是人类史本身一种伦理的“突破”,则中国文明无疑是先拔了头筹。可惜的是这种“先知先觉”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也留下了沉重的伦理包袱。如何评价造反性的暴力在中国史上的意义,也许不是这篇短文能说清楚的。但是今天我们至少可以确定,它是一种灾难性的“伦理突破”,它连同它造成的历史灾难确实应当引发现代中国人反省此种政治伦理。从古至今一贯不容置疑的暴力造反的正当性,应当被放在现代政治伦理的天平上拷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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