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再复的《双典批判》还向我们提出一个“双典”阅读史的问题。《三国》和《水浒》以接近于现今的版本流传,也有四百多年的历史。而在这漫长的阅读流传史上,暴力崇拜和权术崇拜的阅读,始终是占据了主流的位置。这固然是“双典”的文化“伪形”和它自身的文化价值观的问题,但是明清之际的评点家的推波助澜也要负上很大的责任,这同样是一笔阅读史上的宿债。正是他们当年漫无节制和不负责任的褒扬,形成了此后一代又一代读者的“前理解”。而缺乏批判眼光的读者,自觉不自觉便先入为主,接受他们的观点。看一看至今都流传不息的对武松和李逵的褒扬,看一看坊间层出不穷的“水煮三国”、“三国的商战理念”、“三国官场之道”之类的书,就可以知道明清之际的评点家大有传人。在《水浒》评点中,容与堂本署名李卓吾评本和贯华堂金圣叹评本影响最大,而流毒也最广。刘再复的指出十分中肯:
李卓吾的水浒评点,其致命的错误是对暴力的化身李逵的崇拜。他之后,金圣叹延续这种崇拜,但他的第一崇拜对象是武松,并献给他一个“天人”的最高桂冠。而李卓吾的第一崇拜对象是李逵,他献给李逵的最高桂冠是“活佛”。
“天人”和“活佛”两顶帽子戴在武松和李逵身上,可谓荒唐至极。这两人是《水浒》着墨最多而最为暴力的两人,作者对暴力的偏好很大程度上是藉着他们的故事传递出来。明清评点着力鼓吹两人无道放纵的杀戮,可谓失教丧心,任性张狂,一如晚明揽妓纵酒的狂禅,是那个时代的精神病态。值得指出的是,其实金圣叹是看出《水浒》故事的杀戮性的,例如贯华堂本他写的《序二》,说到水浒一百单八人:“其幼,皆豺狼虎豹之姿也;其壮,皆杀人夺货之行也;其后,皆敲朴劓刖之余也;其卒,皆揭竿斩木之贼也。”不过,《水浒》一干人,除宋江之外,他采取的是抽象否定,具体肯定的评点策略。他的上述认识并没有体现在具体的文本评点之中。或许是那个时代他也有隐衷,对情之所钟也不得不用虚与委蛇的手法遮掩一下,也未可知。但是他所遮掩的恰恰是丝毫不用遮掩的,而他肯定的恰恰是最不值得肯定的。他具体肯定最多的两个人,恰恰就是《水浒》的两架杀戮机器——武松和李逵。金圣叹此评为后世评家开了恶例。这笔评点家不负责任的遗产,也是要好好清理的。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北京的时候,笔者知晓刘再复有一个学术研究的兴趣点,他要写一部自晚明西学东渐以来中国人自我反省和自我认识的精神史。毫无疑问,他的这一学术兴趣与“五四”新思潮的“重估一切价值”和批判国民性有内在的关联。“五四”新思潮在这方面开了一个头,也自有它深刻的地方,然而不能说已经尽善尽美,尤其是思考自己民族文化传统中那些带有负面价值的东西,批判而扬弃之,更是一个长期的课题。“五四”新思潮是过去了,但是它开创的民族自我反省的思想课题却是未竟之业。刘再复的《双典批判》是他对“五四”新思潮反思国民性的未竟之业多年系怀于心的交代,也是他去国之后于颠沛流离之中矢志不移追求自己学术理想的创获。他新著完成,嘱我写序文。我读后有所感,于是便借题发挥,序不敢言,仅附于骥尾,与读者分享阅读《双典批判》的所得。
二〇〇九年九月于中山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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