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小说书库 / 双典批判:对《水浒传》和《三国演义》的文化批判 / 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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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地狱门前的思索

以此反观“双典”的故事讲述,则境界的高下立见。让我们举《水浒》所写武松的例子。武松杀嫂获罪流放到孟州,以义气相感,效劳于营管儿子施恩,为报蒋门神侵夺家财而最后演出血溅鸳鸯楼的故事。这个报仇雪恨的事儿看起来颇有大义凛然的味道,但看过恩仇的来龙去脉之后,却觉得施恩也是一个巧取豪夺之徒,他与蒋门神以及背后的张团练、张都监其实都是一丘之貉。施恩一家的发迹勾画出一幅活生生的图景,讲出中国社会中靠着政治权力的庇护和暴力的威吓从事垄断经营而大发其财的秘密。武松效法于这种社会恶势力,而醉打蒋门神,人虽勇而天良泯灭。作者却将此事当成抗恶之举,期望写出武松义薄云天的英雄气概,何其善恶不分,良知泯灭而至于此!可以说武松的这种“义气”全无价值,简直就是流氓气,若剔除了叙述者美化之词,武松此举充其量就是一个街头流氓的所为,一个地头恶霸的妄行。事件的叙述虽然生动,但笔者却为作者的才华惋惜,因为作者欠缺至善的人生价值和慈悲怜悯之心,使得绝世的语言表现能力只能写出一场街头闹剧。及至血溅鸳鸯楼,武松的行为更是令人发指。一刀一个杀死的共十五个人之中,只有蒋门神等三人与事件有关,其余都是无辜。对于这种不问青红皂白的杀戮,叙述者让武松杀戮之余,留下自以为精彩神勇的一笔:“便去死尸身上,割下一片衣襟,蘸着血,去白粉壁上,大写下八字道:‘杀人者,打虎武松也。’”这里写的固然是角色的行为,表现了角色的无所畏惧,但作者的落笔也不可能是单纯的角色行为,这角色行为本身便传达出叙述者对此种行为的肯定和赞美。因为叙述者在这里要表现的主要不是杀人行为的本身,除了手起刀落,也无太多细节。作者主要表现的是杀人杀得大义凛然,杀人杀得理直气壮,杀人杀得神勇无惧。这角色的大义凛然、理直气壮和神勇无惧本身,便包含了作者的残忍、嗜血和善恶不分。刘再复在《双典批判》中说:

中国的评论者和读者,只求满足自己的心理快意,忘了用“生命”的尺度即人性的尺度去衡量英雄的行为。当然,与其说忘了,不如说是根本没有意识到,因为一种“嗜杀”的变态文化心理已经成了民族的集体无意识。鲁迅一再批评中国人喜欢看同胞们杀头,骨子里是血腥式的自私与冷漠,可惜没有觉悟到。武松至今仍是中国人心目中的大英雄,他那些杀小丫鬟、小女儿和马伕的血淋淋举动,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三国》故事叙述所表现的伦理观念,表面上看与《水浒》大有区别,好像《水浒》犯在善恶颠倒或善恶的界线不分,而一部《三国》忠奸邪正则自始至终念念不忘。但是掀开这层表象的区别,实质还是很接近的,“双典”都病在叙述者价值观的庸俗与浅薄。与《水浒》的善恶颠倒不同,《三国》的叙事伦理出在它的教科书心态,犹如自恃自家的宝贝,生怕世人不知,一件一件拿出来炫耀摆谱,玩赏小智权诈。作者犹如一位教匠,启蒙教众。当然我们也要承认,作者是出众的教匠。教什么呢?自然是权谋厚黑一类。《双典批判》说中了它的要害:“《三国演义》是中国权术的大全,机谋、权谋、阴谋的集大成者,是指它展示了中国权术的各种形态。全书所呈现的政治、军事、外交、人际等领域,全都凸显一个‘诡’字,所有的权术全是诡术。”它的忠奸邪正,以刘蜀为忠正,以曹魏为奸邪,这道统观是外加上去的。无论忠奸,都奉权诈为宗,无论邪正,都是奸狡的豪雄。其中所写的种种得意权谋,多数不见于正史,如桃园结义、貂蝉美人计、诸葛亮三气周瑜、孔明借箭、蒋干盗书、周瑜打黄盖、刘备掷子、司马懿诈病赚曹爽等,史书上并无一言道及。有的是根据正史一言半语或野史杂乘无根之谈添油加醋而成,如三顾茅庐、曹刘煮酒论英雄和刘备种菜园子等。当然笔者指出这些,并不是认为史书所无,演义就不许虚构和添加,而是由此可以看出作者藉着中国官场或人生的一般经验从中提炼而加诸《三国》人物的身上。而作者所注重添加的成分,恰恰是权诈阴谋一类。作者要把现实人生中种种权谋机变之道做一个集中的展示,以为后学效法之用。《三国》作者的这个用心,我们不能说它险恶,但至少是平庸,缺乏崇高的人生境界,缺乏人文的关怀;就历史观念而言,也是浅薄的,远不如《三国志》或《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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