僚人“与夏人参居者颇输租赋,在深山者仍不为编户”,“巴州生僚并皆不顺” [19] 。渠州邻山县“自晋至齐,地并为夷僚所据,梁大同三年(537年),于此置邻州及邻山县” [20] ,实为羁縻,户口与赋税罕有记录。梁武帝时,巴西郡守张齐“上夷僚义租,得米二十万斛” [21] 。此前不久,巴西郡人姚景和聚合蛮僚起兵,“抄断江路”,被张齐击败,这批“夷僚义租”,自是来自被战败的夷僚民。还是梁武帝时,益州刺史招抚僚民在普州设置普慈郡,刺史临汝侯对僚民说,“可率属子弟奉官租,以时输送” [22] 。这些官租显然不是僚民主动乐输的。
上述事例说明,川东地区蛮僚人数甚多,而正式列为编户者很少。那些交纳“义租”的人绝大多数也并未入官籍,因而很难武断地说六朝时,川东地区的人口很少。当然,若就经济发展水平而言,它比同一时期的成都平原地区自是明显落后的。
第三,隋唐五代时,川东地区大多数蛮獠已与汉民同化,列入编户,因而蛮獠的记载显著减少,编户总数是在大量增加。
《隋书》卷29《地理志》记梁州“傍南山杂有僚户,富室者颇参夏人为婚,衣服居处言语,殆与华不别……其边野富人,多规固山泽,以财物雄役夷僚,故轻为奸藏,权倾州县。又有獽狿蛮
,其居处风俗,衣服饮食,颇同于僚,而亦与蜀人相类”。它正好说明汉末以来大量涌现的蛮、僚已是迅速汉化。《太平寰宇记》136渝州条云:“大凡蜀人风俗一同,然边界乡村有僚户,即异也。”和隋志所言基本意旨相符合。
隋唐时,川东仍有一定数量的蛮、僚民。唐初,开州(重庆市开县)蛮酋冉肇则率众攻陷通州(四川达州市),进逼夔州(重庆奉节),击败唐将李孝恭,终为李靖所战败,俘获五千余人 [23] 。太宗时,巴(巴中)、洋(西乡)、集(南江)、壁(通江)诸州山獠反叛,被唐军击俘近两万人 [24] ,类似事例在唐初还有若干。壁州(通江)和蓬州(仪陇),“杂以僚户” [25] 。从总的趋势看来,唐政府的实力是向川东境内纵深推进。武德三年,开南蛮置南州(綦江),分设南川、三溪二县 [26] 。太宗至武则天时,泸州除直辖四县而外,招怀生蛮、僚,或开山洞,新置羁縻16州56县,“每岁畬田,刀耕火种”。生夷僚则“巢居岩谷,著斑布,击铜鼓” [27] 。中唐时,以山川洞远,从渝、普、泸、资(资中)、荣等州边界地设置昌州,包括现今四川大足、永川等县,风俗是“无夏风,有僚风,悉住丛菁,悬虚构屋” [28] ,显然还存在着相当浓厚的本民族特色,尚处在汉化初级阶段。上述唐初蛮人反叛激烈的开州,中唐以来,那里“皆重田神,春则刻木虔祈,冬即用牲解赛” [29] ,地方官上报朝廷,“开州(开县)独称殷实” [30] 。可以概见川东地区社会经济已是有了新的显著发展。
川东地区的经济状况和成都平原乃至中原大地是大致相同,但其发展速度比较缓慢而已。
秦汉以来,川东地区先后涌现出一批地主阶级头面人物和著名姓氏。《华阳国志》记巴郡江州县冠族有波、鈆、母、谢、杨、白、上官、程、然、盖、常;枳县有章、常、连、黎、牟、阳。临江县有严、甘、文、杨、杜;平都县有殷、吕、蔡;垫江县有黎、夏、杜;巴东郡朐忍县有扶、先、徐;巴西郡阆中县有三狐、五马、蒲、赵、任、黄、严;南充县有侯、谯;安汉县有陈、范、阎、赵;宕昌郡汉昌县有勾氏;梓潼郡梓潼县四姓文、景、雍、邓;涪县有杨、杜、李;江阳郡江阳县(今泸州)四姓王、孙、程、郑,八族赵、魏、先、周也;汉安县(今内江)有四姓程、姚、郭、石,八族张、季、李、赵。众多姓氏,既有少数族人,更有中原存在的大姓,如此等等,反映出这批姓氏在各地拥有重要的经济政治社会地位,同时也是所在土地经济有了很大发展的写照。同书记载川东不少地方广开稻田,发展盐业和林副业以及大姓世掌部曲之类,都是经济有较大发展的很好说明。
蜀汉延熙十三年(250年),涪陵郡“大姓徐巨反,车骑将军邓芝讨平之……乃移其豪徐、蔺、谢、范五千家于蜀,为猎射官。分羸弱,配督将韩、蒋,名为助郡军,遂世掌部曲为大姓” [31] 。《三国志》称这次战乱为“民夷反”,“杀都尉”,邓芝“枭其渠帅” [32] 。明显是汉族大姓裹胁少数族人进行的武装叛乱。
晋以后,川东的地主大姓没有专书系统介绍。一般说来,过去诸大姓原则上会历代长期留存下来。以南充县谯、侯二姓为例,东晋末,企图割据一方的谯纵就是巴西南充人。祖献之,“有重名于西土”。纵称成都王,以其弟谯洪为益州刺史,弟谯明子为镇东将军巴州刺史,领兵五千人屯白帝,又派族人谯通福以重兵守涪 [33] 。涪和巴州都是地处巴东,反映出川东的重要战略地位和谯氏一家的权势。侯瑱是巴西充国人,“父弘远,世为西蜀酋豪”。梁武帝时,受命出征农民军,为义军张文萼所杀。侯瑱为父报仇,统率将士反击取胜,进而征服“山谷夷僚不宾附者” [34] 。由此可见,谯、侯二姓自汉末以至东晋和南朝末年,长期在南充占据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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