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继承了元朝考试制度的死板形式，造成了思想僵化。从此，以唐宋为代表的注重文采的考试方式落幕，最僵化的科举体系诞生了。

明朝抛弃了元朝的司法制度，回归以唐为代表的制度。但明太祖为了加强集权，又破坏了法典的规则性，加入随意性，利用《明大诰》这样的案例集对社会进行格式化管理。

元朝薄弱的统治和对贸易的重视，孕育了江南的繁荣。明太祖则通过重税和禁止贸易，压制这个地区的自由。江南在被迫放弃农业之后，依然利用贸易保持了自宋元以来的繁荣。

明朝的货币体制是宋元以来最落后的，在明太祖时期，纸币丧失信誉的原因之一就是缺乏钞本和大量超发。

最后的科举

.现代人考证出7个汉人和12个南人的名字，见萧启庆《元代进士稽考》，转引自《元代科举新探》。


在江南地区各方混战、北方地区被军阀控制的同时，位于大都的元朝朝廷依然在有条不紊地运行着。1363年（元至正二十三年）三月，到了举行科举考试的日子，一切都安排得井然有序。元顺帝在大殿里举行殿试，亲自给62名进士出考题，并授予了他们进士及第和进士出身。这一年的状元是蒙古人宝宝，参加考试的除了他，还有来自杭州的色目人马赫穆晊、燕只吉台、弥陀保、古里雅国士，邓州穰县的虎都帖木儿，以及一批来自北方的汉人和南方的南人。
不管是南方还是北方，即便经历着战乱，人们对大都的认同感并没有降低，依然希望通过科举考试获得跻身仕途的机会。为了躲避战乱，南方的士子有时会选择海路前往北方参加科举考试。元顺帝也照样进行考试，选拔士人，一切都照常运转，没有显示出任何王朝末期的迹象。

到了三年后的1366年（元至正二十六年）三月，元朝又举行了科举考试。这一次，人们终于感受到了南方战争带来的影响：南方士子来不了了。在年初，元顺帝下令给北方的燕南、河南、山东、陕西、河东等处增加了会试名额。到了三月，元顺帝通过殿试，授进士72人。

.现代人考证出6个汉人和2个南人的名字，见萧启庆《元代进士稽考》，转引自《元代科举新探》。


.见《至正二十六年国子中选生提名记》。


这一年的状元是蒙古人赫德溥化，也依然有少量的南人登科。
对于这次考试，朝廷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主考官包括中书省平章政事七十（提调贡举官）、中书省左丞王时（知贡举官）、礼部尚书徐昺（同知贡举官）、翰林学士陈祖仁（考试官）、翰林直学士张以宁（考试官）、礼部侍郎刘献（考试官）、御史台知事岳信（考试官）、监察御史玉伦普和苏天民（监试官）。
庞大的考官队伍由宰执级官员领衔，一切看上去都那么平常，没有一丝慌乱的迹象。

这一个月，监察御史玉伦普还向皇帝提出了八项治理国家的建议，包括用贤、申严宿卫、不随意迫害大臣、在八个卫屯田、禁止通过奏请徇私、培养人才、不轻易赦免罪人、重惜名爵不要滥赏。元顺帝听后大加赞赏，并表示要采纳这些提议。事实上，早在玉伦普提出建议之前，元顺帝就做出了更加仁慈的举动，二月，他宣布免除天下一切泛杂差徭。这个朝代即便到了尾声，也依然没有人意识到其即将终结。

.《明史》《新元史》等记载张士诚自缢而死，但更原始的资料《纪事录》载张士诚被朱元璋杖杀后焚尸。


就在第二年年初，朱元璋将纪年改为“吴元年”，表明了自己的野心。九月，朱元璋的将领徐达攻克平江，将张士诚抓住并杀死。
江南地区除了陈友谅唯一能够与朱元璋对垒的势力消失了，张士诚的死亡也为北伐打开了大门。

此时原本也应该是元朝南征的时期，在一个月前，元顺帝刚下令让太子总天下兵马，率领扩廓帖木儿与李思齐、秃鲁、张良弼等东西并进。不幸的是，扩廓帖木儿抗命后被剥夺兵权，导致了一场内战，元朝再也没有机会南征了。

到这一年的十一月，朱元璋的军队已经深入山东境内，沂州、峄州、滕州、益都路、般阳路、济宁路、莱州、济南及东平路都先后被明军占领。

1368年（元至正二十八年）正月，吴王朱元璋称帝，定国号“大明”，建元“洪武”。元朝内部却依然在内斗，二月，元顺帝命令秃鲁、李思齐等讨伐扩廓帖木儿。到了三月，明军已经获得了南方两个独立的地区——福建和广东，徐达也占领了汴梁路，河南地区后来也落入明军手中。

四月，明军攻克陕州，进入潼关，陕西地区的李思齐、张思道等人全部逃走。闰七月，明朝军队攻克清州，进至直沽，右丞相也速等人溃败。平章政事俺普等人在河西务被击败。明朝将领常遇春攻克了大都旁的北通州。

.“天下者，世祖之天下，陛下当以死守，奈何弃之！臣等愿率军民及诸怯薛歹出城拒战，愿陛下固守京城。”（《新元史·宦者传》）


由于在山西的扩廓帖木儿的军队没有到来，元顺帝下令让太常礼仪院使阿鲁浑等人带着太庙里的神主牌同太子向北离开大都。除了让太子离开，元顺帝也在准备自己的逃亡。他任命了两位留守，分别是淮王帖木儿不花担任监国、庆童担任中书左丞相，让他们一同守卫京师。之后元顺帝在清宁殿召见群臣，议题只有一个——不是打仗，而是怎样逃往上都。这次在场的人除了左丞相失列门、知枢密院事黑厮、参知政事郭庸等官员，还包括三宫后妃、太子妃等人。在大殿上，失列门、黑厮、郭庸以及宦官赵伯颜不花等苦苦哀求皇帝不要离开，但皇帝已经下定决心。赵伯颜不花大哭道：世祖的天下为什么要抛弃啊！

到了夜间，元顺帝命人打开健德门，与他一同逃走的还有其后妃，以及左丞相失列门、平章政事兼知枢密院事哈剌章、平章政事臧家奴、右丞定住、参知政事哈海、翰林学士丞旨李百家奴、观音奴等百余人。他们逃走的时候以为这只是一次战略性撤退，但是，他们再也没有回到这座百年都城。

八月，明朝将领徐达攻克大都。淮王帖木儿不花、中书左丞相庆童、前中书平章政事丁好礼、参知政事郭庸、集贤学士闵本、翰林待制黄嘚、太子司经郎拜住、大乐署令赵宏毅等人被杀。元朝灭亡了。

明朝的考试制度

.事实上，人们对文采的重视超过了对教义的重视，比如在唐朝最受欢迎的科举考试是以文采见长的进士科，对依靠背诵经典的明经科却不甚看重，导致进士科的仕途要比明经科好得多。


经过魏晋时期的酝酿，中国古代文化在唐宋时期经历了一次繁荣，而唐朝和宋朝的文化又是有区别的。唐朝文化繁荣的推手最初是政府。由于唐朝采取了科举制，文人们有了一条顺畅的上升通道，能够进入管理阶层，而科举考试的考题是比较灵活的，不仅有五经方面的，还有对诗赋和文采，甚至有时有对经济、社会的实务考查。这种考试方法一方面促进了唐诗的发展，使得诗歌成为文人们必备的技能之一；另一方面，也避免了固定的考试格式对人们思想的束缚，使考生可以尽情地发挥。

唐朝还流行“大旅行”，官员们由于任期和全国轮调的制度，在他们的一生中往往能走遍全国的山山水水，与他们同行的还有庞大的文人群体，这些人将旅行的经验写入诗文，构成了宝贵的文化财富。

.由于之后的保守风气，张的《游仙窟》在中国已经绝迹，依靠在日本保留的版本流传到今天。


但也正因为文人文化的发达，唐朝文化主要体现为官方的雅文化，而民间的俗文化则相对弱势一些。不仅仅是诗歌，就连小说都是用最雅致的文言文写成的，这也限制了作品的传播力。唐朝著名大臣张在朝堂之上慷慨激昂，但转头就回家写出了中国古代最美丽的一夜情故事。
唐朝宰相元稹一生宦海沉浮，并不妨碍他写出千古名篇《莺莺传》。

到了宋朝，随着民间经济更加活跃，以瓦肆勾栏为代表的俗文化异军突起，而以官场文人为代表的雅文化也并未衰退，形成了雅俗文化共同发展的黄金时代。以宋朝最著名的文学形式——词——而论，既可以如辛弃疾般激昂，也可以如苏轼般达观，还可以如柳永般一会儿“淫词艳曲”、一会儿悲伤别离。

宋朝之所以能够做到雅俗共赏，很大程度上依然与科举考试的通达性有关。宋朝的科举考试依然是考经义、辞赋，还考政治能力，这种考试虽然会对人产生一些限制，但并不僵化，官员们的眼界依然是开阔和包容的。与此同时，随着宋朝城市娱乐的发展，即便是俗人也可以接触丰富的精神文明成果，这构成了民间文化发展的基础。这时的小说已经不再是纯文言写成，也不再过分地追求辞藻的华丽性，而更注重说理和故事情节的精彩。

宋朝的雅俗文化之间并没有隔阂，是通畅的。但到了元朝，情况出现了变化。由于元朝长期没有科举考试，民间文人缺乏上升空间，也就无法进入朝堂，反而是大量以操作技术见长的胥吏升入官场。这种差距和失落感将文人阶层逐入民间，产生了强大的俗文化（或者说民间文化），元曲和小说的进一步发展，都是这种文化的表现。

到了元仁宗开科举考试之后，由于蒙古人和色目人对中华文化掌握不足，元朝的科举考试废弃了对文采的要求，更偏重文本的背诵。在文本的选择上，南宋时期形成的道学系统（理学）大行其道，这种系统强调对人的约束，将人强行绑到一个虚幻的“理”之上，逼迫人们不得反抗这一所谓的“理”。这样的考试到最后必然走到剥夺人们的思考能力，使其只需要背诵文本。

.《明史》认为明朝科举的科目是“沿唐宋之旧，而稍变其试士之法”，但实际上明朝科举专以“四书五经”命题，与唐宋科举的差别非常大，采取的是元朝的做法。


这样做的结果是文人系统的弱化，以及民间文化的超级发达。在元朝，科举考试之所以采取这样的形式，一部分是由于底子弱，一部分则出于偶然。当来到明朝这个汉人政权的时候，政府本来可以继续采用唐宋时期的做法，强调文化和实质、弱化形式、更加开放包容。但不幸的是，明太祖朱元璋出于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彻底坠入了元朝的形式中无法超脱。

1371年（明洪武四年），明朝举行了第一次科举考试。这次考试分三场，第一场试经义两道、四书义一道，第二场试论一道，第三场策一道。但朱元璋嫌这些进士缺乏实务经验，把科举考试停办了十几年，试图采用察举制来替代科举制。到了1385年（明洪武十八年），由于明太祖对察举制带来的任人唯亲问题感到忧心忡忡，才恢复了正常的科举制。在此前一年，明太祖定下了科举规则，保持了三场的考试形式：第一场试四书义三道、经义四道，第二场试论一道、判五道、诏诰表中选择一道，第三场经史时务策五道。这样的考试已经不再有展示才华的空间，需要的只是衙门公文文体，而时务策也不再涉及真正的实务，更容易通过标准答案来控制人们的思想。

.在朱元璋的要求下，胡广编纂了《四书大全》《五经大全》《性理大全》等系统学习儒家思想的参考书籍。


明朝的科举制对“四书五经”的教材也有着严格的要求，最初采用的是以程朱注释的“四书五经”为主的教材，可后来朱元璋感觉仅仅靠古人之言很难传达自己的要求，于是编撰了规模巨大的“四书五经大全”。

司法制度的转向

元朝的司法制度是对唐宋时期司法制度的一种易辙，从汉式的成文法传统转向了蒙古式的习惯法和判例法。

这种司法系统是一种更加灵活的司法系统，能够通过法官的能动性，弥补一定的司法条文滞后性。另外，元朝的断事官权力很大，也促成了一定程度上的司法和行政体系的分离，虽然这也带来了社会不稳定的负面作用，但在和平时期，却更能保护民间和地方的利益，避免政府的过度集权。

明朝初年，朱元璋就谋求回归以唐宋为代表的司法体系。朱元璋平定武昌之后，就命令左丞相李善长等人制定成文法。当时制定法律的原则是简单可行，这次成文法包括令145条、律285条。但是，由于法条过简，在使用时并不方便，这就需要一个更加独立的司法体系来酌情审判。但朱元璋最怕的就是官僚（不管是司法、行政还是军事）脱离自己而独立。为了避免司法体系的独立性，他又对与民间关系密切的律令进行解释和规范，号称《律令直解》。

到了1373年（明洪武六年），明太祖又仿照唐律开始重新制定法典。据《明史·刑法志》记载，这一年首先颁布了《律令宪纲》，规定了法典的选择性，之后开始详编《大明律》。这一编撰过程是漫长的，从1373年开始，到1389年（明洪武二十二年）才基本齐整，而颁行时已经是1397年（明洪武三十年）。至此，中国古代的司法体系经过了元朝的大变革之后，又回归汉式传统。

.关于《明大诰》，最近一部优秀的作品是湛旭彬的《活在洪武时代》，通过对《明大诰》中案例的解读，还原了洪武时代严苛的司法和社会环境。


但是，首先破坏大明法典的人就是明太祖朱元璋，甚至在《大明律》还没有最终定稿时，明太祖就发现仅仅靠法典是不够的。不仅不够用，明太祖甚至认为百姓太刁钻、皇帝太无辜，决定超越刑法的规定，采取更加严厉的惩罚措施，并形成案例，印行成册，发给政府和民间，起到震慑作用的同时，也成为审判的金科玉律。这就是著名的《明大诰》。

《明大诰》颁布于1385年（明洪武十八年），次年又编了《续编》和《三编》，此外还有针对军人的《大诰武臣》。所谓《明大诰》，是一种集训诫和案例于一体的司法规章案例集。

《明大诰》中充斥着明太祖的道德优越感和对其他人堕落不堪的感慨，以及用严刑峻法控制整个社会的企图，让人们知道明太祖除了这样做没有其他办法治理好国家。

《明大诰》不仅发给官府，还发给各级教学机构，就连村中的私塾也都要传授。为了普及它，甚至规定囚犯只要拥有《明大诰》，在获罪时都可以减等。不仅如此，在全国还形成了浩浩荡荡的“朝圣运动”，前后共有十九余万人带着《明大诰》来京朝见，获得皇帝的赏赐。

在这次实践之后，明朝的司法体系完全转回汉式的道路上。

重税江南

元朝留给明朝的另一个重要遗产是，最富裕的地区并未遭受严重破坏。由于张士诚对江浙地区的保护，直到被明军占领，这里都没有遭到大规模的破坏。于是明朝自从得到江南开始，就可以完全通过这里的收入筹措军费以完成北伐。

那么，政权从元朝转到明朝，人们的日子是不是就好过了呢？

与现代研究人员特意突出元朝的暴政恰恰相反，历史上江南地区的人们对于元朝的回忆大都是正面的为政宽简和低税率。也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元朝治下的江南经济持续发展，并由于海运的发达而出现了与世界接轨的商业经济。

.明朝数据见《明史·食货志》：“国初夏秋二税，麦四百七十余万石，……米二千四百七十余万石。”


在此，我们可以做一个这样的对比：在元朝，税粮在高峰时期达到1 200万石；而在明洪武初期，也就是刚刚经历战乱之后，税粮就达到将近3 000万石，大约是元朝高峰时期的2.5倍。

而江南地区的税收更是高到离谱。张士诚轻徭役、薄赋敛，保持了苏松嘉湖地区的和平安定，很受百姓的爱戴。但张士诚灭亡之后，对其充满怨恨的朱元璋下令对这个地区施加重税。

在明朝，正常官田的税率平均为1亩缴粮5.35升，民田为3.35升，重租田为8.55升，而罚没充公的土地（没官田）的租税最重，是12升。但即便是最重的没官田，也无法和苏松嘉湖地区的税率相比。在这个地区，明朝将富人豪族的土地尽数罚没，算作官方土地（官田），并按照田租的方式收税。在中国古代，“租”和“税”是两个概念，税是由国家来收的，一般占产量的3.3%～10%；而租则是没有土地的人向有土地的人租地缴纳的租金，租金一般是产出的一半左右。没收土地，将原本向国家缴纳的税改成租国家的土地缴纳的租金，税率将上涨至少5倍。

.“初，太祖定天下官、民田赋，凡官田亩税五升三合五勺，民田减二升，重租田八升五合五勺，没官田一斗二升。惟苏、松、嘉、湖，怒其为张士诚守，乃籍诸豪族及富民田以为官田，按私租簿为税额。而司农卿杨宪又以浙西地膏腴，增其赋，亩加二倍。故浙西官、民田视他方倍蓰，亩税有二三石者。”（《明史·食货志》）


.“时苏州一府，秋粮二百七十四万六千余石，自民粮十五万石外，皆官田粮。官粮岁额与浙江通省埒，其重犹如此。”（《明史·食货志》）


但明太祖依然觉得税收少了，几次三番加税之后，苏松地区的税额，最高的甚至达到1亩缴纳200～300升（2～3石）的地步，是普通农田税率的40～60倍。
1380年（明洪武十三年），朱元璋在全国进行减税，苏松嘉湖地区也一起受益。按照新的规定，原来税率在每亩44～75升的减税二成，每亩36～44升的一概减到35升。但即便按照这个税率，当地百姓仍然无法承受。根据统计，苏州一府的秋粮产出大约在274.6万石左右，来自民田的粮食只有15万石，其余都成了官田。苏州一府缴纳的税收，有时甚至比一个行省都高。

朱元璋的本意是通过重税镇压该地区人们的反抗，但他没有想到的是，自己无意中造成了另一种现象：当人们在土地上被过度盘剥后，许多人干脆放弃土地，转而经商。江浙一带不仅变得更加富裕，在文化上也更加发达。明清两代一共诞生了202名状元，仅仅苏州一府就独占35名，仿佛在嘲笑明太祖的荒唐。

元朝是江浙地区腾飞的重要节点，恰是因为元朝轻赋税和鼓励贸易的政策，让这个地区在整个朝代一直保持繁荣。

.宋朝虽然也是一个大规模使用纸币的朝代，但宋朝的铜钱也是最发达的，远超唐朝时的发行量，表明这是一个钞币并用的朝代，而元朝则主用纸币。


明朝比元朝更加笨拙的另一个证据是纸币。元朝是一个大规模使用纸币的朝代，甚至超过了宋朝。
但不管是元还是宋，在发行纸币时一个重要的原则是要有钞本，也就是每张纸币背后必须有足够的铜钱或者白银作为储备。元朝皇帝不断地挪用钞本，但他们依然知道不能全部挪走，并要在财政好转时做好补充。因为如果钞本不存在了，纸币也会变成废纸一张。

.“太祖初置宝源局于应天，铸‘大中通宝’钱，与历代钱兼行。以四百文为一贯，四十文为一两，四文为一钱。”（《明史·食货志》）


但是，朱元璋并不懂得这个道理。他对元朝的纸币并不陌生，却错误地认为纸币只是一种政权的背书，除此之外什么都不需要。最初他试图铸造铜钱，但很快就由于技术、资源和财力跟不上而作罢。
1375年（明洪武八年），明太祖就发行了纸币“大明宝钞”，规定1贯钞票对应1 000文钱、银1两，4贯钞票对应黄金1两。不仅将纸币与铜钱挂钩，还将黄金、白银、铜钱间的比值也都挂钩，强行锁死了几种物品之间的汇率。

由于缺乏钞本，加上明太祖纯粹将宝钞当作一种敛财工具，宝钞的发行不限量，也不再分界。朝廷想印多少就印多少，一旦财政资金匮乏，立刻打开印钞机。而且，当百姓拿真金白银兑换纸币时，必须按照上述汇率兑换；可是反过来，当百姓拿纸币兑换政府的黄金、白银时，却无法兑换。

.“禁民间不得以金银物货交易，违者罪之；以金银易钞者听。”（《明史·食货志》）


.“商税兼收钱钞，钱三钞七。”（《明史·食货志》）


这种做法导致民间拒绝使用纸币。但明太祖还是有办法，他规定民间不得以金银进行交易，也不准以物易物，必须使用政府发行的货币。
在收税时，政府虽然不得不象征性地接收一些纸币，但又想方设法避免这个义务。以商税为例，民间缴税时，至多有七成能用钞票交税，剩下三成必须用铜钱或者金银交税。

.“诏禁用铜钱。时两浙之民，重钱轻钞，多行折使，至有以钱百六十文折钞一贯者。福建、两广、江西诸处，大率皆然，由是物价涌贵，而钞法益坏不行。”（《明实录》卷二三四）


经过这样的折腾，只用了20年时间，明朝的宝钞制度就崩溃了。到1394年（明洪武二十七年），每贯宝钞只能兑换160枚铜钱，贬值已经超过八成。
再过50年，宝钞成了废纸，堆在街上都没有人要。

当纸币制度彻底崩溃后，民间不再顾忌皇帝的禁令，转而使用白银进行交易。

纸币是一种不稳定的货币，但可以支撑足够长的时间，让人们产生稳定的幻觉。大部分情况下，只有到了王朝灭亡或者大规模危机时刻，纸币才会出现大幅度、不可挽回的贬值。历史上，只有明朝在开国皇帝时就将纸币贬值到了被民间抛弃的地步，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相较于元朝，明朝在金融制度上出现了巨大的倒退。

分叉的历史

元朝与其他朝代的不同，还在于其对商业和金融的全面拥抱，这不单是在中国范围内，更是在世界范围内。由此也产生了几方面的影响：第一，西方的商业精神影响内陆，让一个古老的农业国度带上了商业的色彩；第二，元朝采用海运技术，使得中国的航海和造船技术进一步发展，并主导了从中国到东南亚，甚至远达印度和波斯湾的海路；第三，把中国的大门朝西方打开，让西方人第一次见识了一个富庶的国度，大量的西方人（使节、商人和宗教人士）来到中国，见证了东方的土地，并将东方的传说带回西方，长久地影响了西方的认知。

但是，这些影响到了明朝却是首先要排除的。朱元璋靠反元起家，因而带有蒙古色彩的商业是他要首先放弃的。

于是，经历了中国古代历史上商业最活跃的王朝之后，又迎来了历史上最依赖农业的王朝。朱元璋一方面将税收重新根植于农业之上，并完成了对农村的全面控制，另一方面则对商业进行全面清算。在他的治下，古老的军屯制度再次实施，为的是节省农业财政，将士兵也变成农民。而与海外的贸易权也收归于政府。

明朝政府之所以对海运极为防范，还有一个原因：灭亡元朝的反叛势力中，最早起事的是一支海洋力量——方国珍。在元朝，已经有不少中国人前往东南亚的大陆和海岛，这些势力最大的特点就是向往自由，特别是商业自由，这就不免与强调管制的朝廷发生矛盾，他们会和元朝政府发生冲突，也同样会和明朝政府发生冲突。欧洲国家非常擅长将这些游离在外的冒险主义力量整合进政治体系，发给他们劫掠证或者特许状，利用其冒险精神为政府服务。元朝也采取了类似的态度对待他们，但是，这一切对明太祖朱元璋来说是行不通的，他主张控制一切，对民间采取了完全不信任的态度。

.关于陈祖义的故事，见本书作者的《丝绸之路大历史》。陈祖义在旧港的活动，表明元末明初华人在东南亚地区已经形成了政治势力，但这些势力被郑和消灭了。


双方冲突的激化在郑和下西洋时期爆发了。1407年（明永乐五年），第一次下西洋的郑和将旧港（位于现在的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的华人领袖陈祖义击溃并活捉，送回国杀头，还给俘虏的华人安上了“海盗”的名目。其实这些华人真正的问题是，脱离了皇帝的管控。

.100年后，葡萄牙人到达印度时，在当地已经见不到中国人的任何踪迹。


在这个过程中，宋元时期发达的民间航海也被消灭了。明朝的郑和之所以能够建立庞大的舰队，并不是明朝政府有多强大，而是民间造船业足够发达。但在利用完宋元积累的技术之后，明朝转头就禁止了民间出海和民间造船，于是，明朝的航海技术如同流星般滑落，在短短的一百年中，就已经退化到微不足道了。

除了防范百姓向外发展，明朝还要限制外国人来到中国。明太祖心中对蒙古人的仇恨发展成了对所有外国人的不信任，于是，正常的外国商人也很快就销声匿迹了。

但是为了体现皇帝的强大和仁慈，明朝又给海外贸易留了一个小口，那就是外国商人可以使团成员的身份踏上明朝的土地。明朝会给每一个小国家以朝贡的权力，这些国家被允许隔几年朝贡一次，朝贡团的人数也有规定。商人们为了贸易，必须向外国的君主购买这些席位，伪装成朝贡团成员带货进入明朝疆界。而在这些商人中又分为两个等级，大商人可以将货物“进贡”给皇帝，皇帝再以“赏赐”的方式支付数倍于货物价值的金钱；小商人则不能前往京城，只被允许在边境上就地买卖商品。

.比如，明永乐初年，西洋剌泥国的商人哈只马哈没奇前来“朝贡”时，带来了胡椒与百姓贸易。有人提议对这些贸易征税，明成祖却认为，商税不是为了让国家赚钱，而是为了抑制商人的发展。外国人既然仰慕大明来到这里，就应该允许他们赚点钱。这样的方式导致明朝政府一直无法建立正常的商业贸易和税收体系（见《明史·食货志》）。


在这样的制度下，明朝官方的对外贸易一直处于逆差，每朝贡一次，就意味着皇帝必须“赏赐”朝贡团更多的钱财，这也导致皇帝完全没有动力发展海外贸易。
到最后，由于这种朝贡式海外贸易的影响，甚至发生了著名的土木堡之变，以及后来的倭寇侵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