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世祖忽必烈建立元朝，决定了它的广度；而元成宗铁穆耳让元朝的制度得以巩固，确定了它的存续。

元成宗在即位诏书中承诺了一系列休养生息的政策，并在随后的政策中落实了大部分，结束了元世祖的战时经济政策。他任命了几位宽宏的大臣，使得元朝政治和经济发展进入恢复时期。

元成宗的改革主要从几个方面入手，即崇儒、减税和行政规范化。

元成宗停止了元世祖时期大部分的战争准备。在任何一个朝代，一代雄主之后的守成君主往往会放弃对外的武力，转而追求内部的管理。究其原因在于，雄主的扩张会耗空社会财富和财政，使得下一任君主必须采取收缩的态势来防止社会垮塌。

元成宗结束了对日本和越南的征伐，并在蒙古人内部的争斗中获胜。但他无法避免对蒲甘和暹罗的两场局部战争。

为了维持稳定，元成宗赎买蒙古人权力的赏赐规模比元世祖时期增加了数倍，这导致了财政的失控。为了解决财政问题，元成宗采取多印钞票和挪用钞本的方法，这又造成了民间的通货膨胀。

元成宗虽然采取了一系列崇儒政策，却未能恢复科考，使得中原的读书人无法有效参政，增大了社会的离心力。

元成宗晚年杀死江南“巨鳄”朱清、张瑄，罢免了8位宰执级高官，反映了他加强对南方的控制的决心，但这些努力随着他的死亡而功亏一篑。

尊儒与减税

1294年（元至元三十一年），忽必烈离世。在他之前，蒙古人认可的选择大汗的方式是召开忽里勒台大会进行选举，而元朝的蒙古人虽然已经汉化，但仍不愿放弃选举传统，坚持保留忽里勒台大会。

选举的形式背后又隐藏着两种模式，一种如同成吉思汗选择窝阔台，虽然表面上保持民主形式，但事实上却是前任君主直接指定的；另一种则带来了兄弟或者支系之间的血腥竞争，甚至召开相互对立的忽里勒台大会，直到一方用武力征服对手或者依靠合纵连横获胜。

忽必烈离世后会发生哪一种情况，决定了元朝的存续。由于他离世时元朝从财政到军事都存在严重的失衡问题，如果这时候发生一场战争，就会对元朝的稳定极端不利。

.蒙古中期各个大汗的争位，为我们展现了一幅各个支系争位带来的不确定前景，以及由此而造成的政治不稳定。


忽必烈希望以指定的方式来确认后继人选。由于太子真金先于他去世，他选择了真金的第三子铁穆耳作为继承人。但在他离世前，铁穆耳虽然获得了太子之印，却还没来得及举行确认太子的仪式。铁穆耳的地位并不牢固，另一个可能的人选是真金的长子晋王甘麻剌。甘麻剌作为长子，又在蒙古本土担任指挥官多年，很有可能在忽里勒台大会上脱颖而出。

.一方面，阔阔真起了重要作用。根据《史集》记载，阔阔真在选举时让二人背诵成吉思汗的宝训，笨嘴笨舌的甘麻剌落败。另一方面，也可能是玉昔帖木儿说服甘麻剌拥护铁穆耳，见《元朝名臣事略·玉昔帖木儿传》。


最终决定皇位走向的是真金的妻子阔阔真（铁穆耳之母）。一方面，她在忽必烈在世时就通过运作让铁穆耳获得了太子之印，并使其被任命为哈剌和林蒙古人的统帅。另一方面，忽必烈去世后，阔阔真立刻得到了忽必烈指定的几位大臣的支持，他们分别是博尔术的孙子玉昔帖木儿、灭宋的统帅宰相伯颜，以及中书省平章政事不忽木，这三个人都倾向于让铁穆耳继位。如此的政治运作确保铁穆耳能在选举中登上皇帝之位。

忽必烈晚期对于社会的压榨，在铁穆耳时代迎来了一个转折。铁穆耳本身并不是一个强大的皇帝，又受到母亲的节制，但作为提倡汉俗的真金的儿子，他即位初期采取了一系列汉化和放松管制的方法。

.“可大赦天下。除杀祖父母父母、妻妾杀夫、奴杀主不赦外，其余一切罪犯，咸赦除之。议行贡举法，无学田处，量拔闲田以赡生徒。劝课农桑，停罢一切不急之役。军官奥鲁官，抚养军人，不得妄行科配，阵亡及病死者，依例优恤。江淮以南，夏税特免一年，已纳者准充来年数目。各处酒税等课定额，三十分取一，若额外办出增余，额自作额，增自作增，禁诸人扑买名山大川。圣帝明王，贤臣烈士，载于祀典者，除常礼外，择日遣官致祭。其不尽事件，仰中书省续议奏闻。”（《新元史·成宗本纪》）


在元成宗的即位诏书中，列出了不少执政承诺，重要的有这样几条：大赦天下（这是中国古代皇帝即位时的常见做法）；考虑实行贡举制度，恢复学田；鼓励农业，停止不必要的力役；免江淮以南夏税一年；限定酒税地的征收规模；学习汉人祭祀名山大川、圣帝明王、贤臣烈士等。
这份诏书传出的信息，就是解决元朝的制度不固定问题，减少忽必烈为备战而采取的临时性措施，并减少政府对民间经济的侵蚀。

如果说诏书只是皇帝即位的执政纲领，不能都当真，那么这个新朝廷接下来并没有让人失望，很快就有了具体的行动。

.元世祖时期，给太子真金的谥号是明孝太子，元成宗即位后，给父亲真金上庙号裕宗。


元成宗在四月即位，到了五月，他就下诏增加官吏俸禄。由于元世祖忽必烈统治末年通货膨胀，官僚的俸禄已经无法保证他们体面地生活，因此，要想稳定社会，必须首先稳定官僚体系，那么增加官俸就是第一步。到了六月，借着给元世祖、元裕宗
上尊谥的机会，新皇帝诏告天下：免除本年包银、俸钞及中原地税、江淮以南夏税的一半，实现了减税的诺言。七月，皇帝又下诏让御史大夫月吕鲁（玉昔帖木儿）提振台纲，也就是恢复正常的御史台监督政府（和皇帝）的职责。

.诏曰：“孔子之道，垂宪万世，有国家者所当崇奉。诸路应设庙学书院，禁官民亵渎。学田勿得侵夺，作养后进，严加训诲。若文行可观者，有司保举，肃政廉访司体覆，以备擢用。”（《新元史·成宗本纪》）


在汉化上更具象征性的措施是，在同一个月，皇帝下诏尊崇孔子，在各路设立庙学、书院。
这一步对元朝的汉人来说至关重要，因为这意味着皇帝认同汉化，会在未来考虑他治下的主体人民的利益。

第二年年初，皇帝又下诏取消了江南的茶税。

从上述一系列举动可以看出，在元成宗执政初期，有一次至关重要的政策转向：试图从忽必烈统治时期模棱两可的政策（维持一定程度的汉化，但是在行政上越来越倚重蒙古人，在财政上越来越倚重色目人，忽略政治和财政体系的正规化），转向汉化、建立正规的行政和财政体系、休养生息的道路。

.见《蒙古帝国史》第四章第八节。


.这样做减轻了百姓的负担，但是，根据《元史》《元典章》等记载，减轻的幅度是有限的，局部地区百姓的负担依然很重。


忽必烈时期实行的是战时经济制度。蒙古贵族占据了大部分产业，之后再通过色目人控制的斡脱租给汉人收取租金。这样色目人就控制了金融和放贷业务。元成宗废除了这些制度，开始实行更加正规的金融政策。
1298—1302年（元大德二年至六年）间，元成宗废除了许多斡脱的特权。

皇帝依靠的大臣有这样几位。首先是灭宋功臣伯颜，由于其德高望重，他的支持是其他宗王势力臣服于元成宗的必要条件，皇帝也是借此才有了上台的机会。但伯颜在皇帝即位后不久就故去了，没有在接下来的政治局势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与伯颜情况类似的还有另一个功臣玉昔帖木儿，他是元世祖时期的重臣，也是铁穆耳当上皇帝的主要推手，但是他也在铁穆耳称帝后不久就故去了。

如果上述二人还在世，那么就轮不到完泽当丞相。从《元朝名臣事略·完泽传》来看，从本质上说，完泽为人正直，却并不适合做决断。他在忽必烈时期就位居高位，却无力阻止佞臣的胡作非为。但到了元成宗时期，完泽却能够发挥自己的作用。这个时期最需要的是一个宽厚的长者，能够采取休养生息的政策，让民间秩序得以恢复。完泽的传记中充满了减免苛捐杂税、发放粮食和赈济的描述，他在中书任上12年发放的财粟以巨万计。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大臣，元成宗初期的宽政才能够推行下去，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民间的经济发展。

除了完泽，另一个重要的大臣是哈剌哈孙，也称答剌罕。据《元朝名臣事略·哈剌哈孙传》记载，他在1285年（元至元二十二年）就担任了大宗正的职务（掌管凡诸王、附马投下蒙古人、色目人等所犯一切公事，汉人奸盗诈伪、诱掠逃犯等），以审狱宽厚出名，这在一个酷吏横行的时代尤其难得。1298年（元大德二年），他担任中书左丞相，1303年（元大德七年）又迁右丞相。在这个职位上，他解决了无数问题，其中包括在制度上正规化，采取军事和民事分家的做法，另外还有大量的减税和赈济行动。哈剌哈孙在元成宗死后还起到重要的作用。

此外，元成宗早期还有一个大臣叫作不忽木。《元朝名臣事略·不忽木传》记载，这位大臣以正直、不依附奸臣、不增加税负而闻名。同时，不忽木还是一个重要的儒臣，推崇儒学，在汉化的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如此，我们才可以理解为什么元成宗初期会提倡儒家学问。

元成宗上任后的改革主要从这几个方面进行，即崇儒、减税、行政规范化。但元成宗时期的法令是零碎的，每年都会出台一些政策。比如，在崇儒方面，1295年（元元贞元年），他虽然没有实行科举制，但下诏让各路的廉访使每年推荐两个有行政经验的儒生，然后由省台出题考试，合格后即获得任命，这实际上是一种察举制。察举制在隋唐的科举考试之前就实行了，虽然效果比不上科举制，但也比没有强很多。此外，他还在大都建了文宣王庙，将国子学设在里面，扩大了国子学学生数。他还亲力亲为，祭祀太庙，采取中原的做法。

在行政方面，他一方面增加行政人员的俸钱，另一方面整顿吏治，严禁贪污，并削弱宗王的权力，禁止诸王、公主、驸马擅罪官吏，禁止军官擅以家奴代役，禁止诸王、驸马掠夺民田，并取消了大规模的宫殿建设。他理顺元世祖建立的中书、枢密院和御史台体系，使其更接近于中原的行政（税收）、军事和监察的三权分立体系。

在经济方面，他一方面在发生天灾时减税，另一方面又针对权贵隐匿的农田和田租做了一系列的限制，试图使赋税公平化。

.有日本学者对元成宗时期并不看重，认为他缺乏可以说得出的成就，他们更加看重忽必烈和海山的武功和扩张，而忽略了元成宗时期的休养生息。见杉山正明《蒙古帝国的兴亡》《疾驰的草原征服者》。


上述所有改革看上去是那么零碎，称不上大事，以至当人们谈论起元成宗时，都不知道该谈些什么。加上元成宗本人酗酒，前期受太后左右，后期由于身体病弱，妻子卜鲁罕又干政，人们并不知道到底有多少功劳可以归在他的身上，又有多少要归为太后和皇后的努力。
但不管怎样，在整体宽松的官僚环境中，忽必烈统治后期的压迫感逐渐消失，元朝的政治和经济也逐渐稳定下来。

可以说，元世祖正式建立了元朝，决定了其广度。但只强调广度的政权，一旦离开建国者，往往会出现压力过大乃至垮塌的风险，而正是元成宗让元朝的政局得以巩固。虽然这种稳固看上去不那么亮眼，并且带着许多先天的毛病，但它决定了元朝的存续性——即便之后经历了多次折腾，元朝依然保持了半个多世纪才消失。

在历史上，每个朝代的开国者之后往往会出现一个巩固政权的人，比如汉朝的文、景二帝以及唐朝的太宗，如果继任者也和开国者一样单纯强调广度，就会和隋炀帝一样让国家走向崩溃。不过，元成宗休养生息的措施显然不如文景时期那么深入和长久，这也决定了元朝政权虽然可以稳定，却不如汉唐的国祚持久。

止战与开战

元成宗对于元朝的影响还反映在他的战争政策上。元世祖忽必烈在灭宋之后依然进行了许多扩张尝试，在他去世前，依然准备着下次出击，但这些战争大都徒劳无功。

元成宗显然没有祖父的雄才大略，也不准备继续扩张。在任何一个朝代，一代雄主之后的守成君主往往会放弃对外的武力，而是追求对内部的控制。这一点即便在西方也是成立的。比如在罗马帝国时期，经过图拉真的扩张政策之后，到了哈德良皇帝时期，就开始收缩边界，放弃边境上难以管控的蛮族区域，修筑长城，以维持帝国、恢复财政为己任。而在中国，汉高祖的征战配合文、景二帝的休养生息，才成就了一代伟大的王朝。

元朝的情况较为特殊。在成吉思汗的征服战争之后，必须有窝阔台相对宽松的政策，才能保证庞大的蒙古帝国不解体。但由于蒙古帝国疆域实在是太大了，离心力最终战胜了向心力，不管窝阔台系如何努力，帝国最终还是分裂成几个部分。元朝开国者忽必烈承担开疆拓土的职责，元成宗面临着取舍的重任：有一些战争必须放弃，而另一些必须继续进行。只有收放得当，才有可能成就持久的政权。

元成宗上台之后面临的问题主要是日本和安南。据《新元史·日本传》记载，征伐日本两次失败，让元世祖念念不忘，几次想再次征伐，但都被群臣劝住了。到元成宗上台后，丞相完泽立刻力主罢兵，从此征伐日本的行动才偃旗息鼓。

.前一年，日本天皇刚刚传位于太子，号后伏见天皇。据《新元史·日本传》记载，提议征伐的是江浙行省。


但就算这样，到1299年（元大德三年），依然有人提议借日本皇位更替之际征伐日本，元成宗不仅否决了这个提议，还派江浙释教总统普陀僧人一山前往日本劝谕修好，但僧人被扣留了。
之后，元成宗也没有再行对日本征伐，日本议题彻底退出了元朝的政治考量。

元世祖末期对日本的战争还只存在于口头上，而对安南的战争是实质性的。1290年（元至元二十七年），安南王陈日烜死亡，其子陈日燇派使节告丧，按照此前中原王朝的礼节请求袭爵，但元世祖按照蒙古人的习惯，要求对方亲自朝贡。陈日燇显然不敢前来，这导致双方争执再起，元世祖屡派使节晓渝陈日燇入觐。1294年（元至元三十一年），陈日燇派陪臣入觐。元世祖听廷臣之言，扣押了安南使节，并准备征伐安南。

据《新元史·安南传》记载，这一次，元世祖派遣刘国杰与诸王昔里吉等人一同出师，分立湖广、安南行省。这支军队也非常庞大，百斛以上的船就有千艘之多，士兵数量达56 570人，另有粮食35万石、马料3万石、盐21万斤。在队伍出发前，先给了每位士兵赏赐，其中军人、水手都是钞二锭。大军水陆分道齐发。

但就在此时，元世祖的离世打乱了一切。元成宗即位后，立刻释放了安南的使节，选择罢兵。一场迫在眉睫的大战迅速烟消云散。

上述两方面的收缩，让元朝避免了耗费巨大却很难持久的征伐，对元朝的财政治理是非常有效的。

但在东南方和海上息兵的同时，并非在所有的地方都能够实现和平，最大的问题反而出在蒙古人内部。

在元朝直辖区之外的蒙古，一直有几个实力强大的对手，他们分别是窝阔台汗国的海都、察合台汗国的都哇，还有拖雷系下阿里不哥支系的药木忽儿、蒙哥支系的兀鲁斯不花等势力。这些人又分成两类，一类是成吉思汗其他支系中不愿意承认拖雷子孙权威的人，其领袖是海都和都哇；另一类是拖雷系之下的汗王，他们分裂得更晚，只是对忽必烈不满，但他们的地位也较低。

忽必烈去世后，随着更加温和的元成宗开始执政，后一类人选择与元朝和解，而前一类人则继续争斗。直到1301年（元大德五年）海都本人负伤去世后，才有了和平的希望。

.相对于其他支系，窝阔台系由于最初控制了大汗之位，而没有建立更加独立的汗国。之后随着拖雷系的上位，窝阔台系受到打压，直到海都时期，才建立了更加独立的汗国。因此，窝阔台汗国比其他汗国出现得更晚，实力更弱，也消失得更早。


与此同时，察合台系的都哇抓住了机会，他意识到无法与元朝对抗，而更应该以牺牲窝阔台汗国的利益的方式来壮大自己。于是，都哇一方面扶持海都系的傀儡察八儿，以对抗海都指定的继承人斡罗斯，离间海都的后裔；另一方面，又与元朝和解。1309年（元至大二年），双方最终一起瓜分了海都的领地，窝阔台汗国就此消失了。

与海都斗争的胜利本来应该成为和平的契机，事实上，在元成宗后期，蒙古内部已经恢复了和平。可这次斗争却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后果，那就是一个名叫海山的宗王（即之后的元武宗）成了势力最大的将领，并在元朝赢得了巨大的威望。但海山本人好大喜功、挥霍无度、追求战功，他的出现为元朝后来的走向埋下了伏笔。

元成宗的止战政策取得了效果，但在他统治后期，依然无法完全避免战争的发生。在南方又发生了两场战役，这两场战役都以云南为基地，均不具有全局性质，是局部冲突的结果。

第一场战争发生在蒲甘。元世祖时期已经将其攻陷，蒲甘王朝自此灭亡，之后，一个政治强人阿散哥也杀死了缅王，导致蒙古人的讨伐。据《新元史·缅国传》记载，这次战争以双方和解以及元朝承认阿散哥也的地位告终。

.在现在的泰国北部，是史称兰纳的泰人王国，最早以景线（清盛）为都城，后来迁到清莱、清迈。


.与八百媳妇的战争主要是边境冲突的结果。元朝征发大军后，甚至还没有到达对方国界，就由于摊派和徭役引起了内乱。元成宗被迫选择罢兵，处死刘深。（《元史·成宗本纪》）


而随后云南行省左丞刘深发动的针对小国八百媳妇
的征伐，却导致云南地区出现一场内乱，损失惨重。
除了战乱，财政上的损失也是巨大的，元朝动用了两万士兵和一万马（牛），共耗费9.2万锭的军饷，却徒劳无功。

从元成宗对于两场局部战争的处理也可以看出这位皇帝的倾向，那就是尽量不扩大战争，只要有和平的机会，就尽量通过妥协的方式实现和平。

妥协导致的财政失控

元成宗并不是一个雄才大略的皇帝，他力图采取内部和睦的政策，这一点和当年的窝阔台是一样的。窝阔台为了保持兄弟的团结，以赏赐和宴会让各个支系都受益，元成宗为了保住皇帝地位也不得不动用赏赐。

在他上台的时候，就已经体会到金钱的不易。据《元史·成宗本纪》记载，为了庆祝从兄弟们之中脱颖而出，他对皇室成员的赏赐金额比忽必烈时期增加不少，其中黄金岁赐达到忽必烈时期的5倍，白银是3倍。除了正规的赏赐，还有特殊的赏赐。比如，在下达普遍赏赐令的同时，他又赐给驸马蛮子带白银76 500两、阔里吉思15 450两、高丽王王昛30 000两。

增加赏赐额度的同时，得到赏赐的人数也在不断增加。比如，元成宗上台时，在京城食禄的人已经超过了1万，行省里还有更多。在花费不断增加的背景下，元成宗时期的财政失控危机已经隐现。

事实上，在忽必烈晚年，就已经能够看出财政赤字的苗头。据《元史·世祖本纪》记载，1292年（元至元二十九年），根据中书省的报告，截至当年十月，政府已经花费3 638 543锭钞，而这个花费已经比收入多出660 238锭了。

到1294年（元至元三十一年）六月，也就是元成宗即位赏赐之后，国库只剩下钞27万锭。

见《文献通考·钱币考》：“大凡旧岁造一界，备本钱三十六万缗，新旧相因。”忽必烈时期也曾经挪用钞本。


为了应付巨大的开支，皇帝不择手段是有先例的。从宋朝开始，政府在缺钱时往往会采取一个办法，就是挪用钞本。在发行纸币时，政府需要拿出一定数量的铜钱或者白银作为钞本。以宋朝为例，最初时每界（三年）发1 256 340贯交子，为了发行这么多纸币，官方必须准备36万贯铜钱的钞本。
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交子的价值。可是，一旦出现财政困难，这些钱就会被挪用，而纸币没有足够的钞本就会贬值。

元成宗首先想到的也是暂借钞本。这一年八月，元成宗下令暂借各路平准交钞库的钞本。这时各路的钞本加起来一共有936 950两白银，元成宗留下193 450两白银继续作为钞本，剩下都运往京师，供皇帝使用。

到了十一月，七拼八凑之后，国库又有了116.2万余锭，但其中30余万锭都已经有了用途，而剩下的还是不够赏赐源源不断赶来的诸王。

1298年（元大德二年），由于当年岁入不够用，元成宗又从钞本中挪用了20万锭。第二年，元朝的岁入甚至无法支撑半年的支出，而当时岁入已经达到360万锭，也就是说支出上涨到720万锭以上。

.此时发行的是至元钞，此处折合成中统钞计算。


除钞本之外，另一项财源是印钞。元世祖晚年时，印钞数量非常不稳定，1290年（元至元二十七年）曾经印出过折合中统钞2.5亿锭的天量。到元成宗时期，一开始非常注意纸币发行不过量，在他继位当年只发行了不到968 530锭。可是，随着财政的紧张，政府发行的钞票越来越多，到元成宗晚年也曾经印出1 000万锭的数量。
虽然不比元世祖时期，但也超过了社会的承受能力。

由于财政收入捉襟见肘，元成宗放弃了元世祖时期干大事的念头。不管是削减军事规模，还是减少营建，都可以节省不少财政开支。但在某些方面节省开支的同时，另一些方面的开支不仅无法节省，花费还越来越多。

.元朝的力役非常复杂。元成宗去世，改革暂停之后，到1311年（元至大四年）元仁宗即位，特殊户籍再次获得免役资格。但好景不长，1318年（元延祐五年），特殊户籍免役资格再次被取消。1324年（元泰定元年），元泰定帝又规定也里可温、答失蛮免差。到1329年（元天历二年），规定色目人户需要当差。1334年（元元统二年），元顺帝又扩大了服役规模，除儒户免役外，其余均服役（包括僧、道等）。


为了解决财政问题，元成宗推行了一些改革措施。比如1303年（元大德七年）的力役改革。元朝由于力役没有期限限制，百姓的负担过重，许多人为了避免当差而脱离户籍，要么逃入山中，要么接受蒙古贵族的庇护，成为他们的附庸，脱离国家的控制。为了解决逃籍问题，皇帝下令所有特殊户籍都需要承担力役，只有征边军人和两都站户例外。那些依附于贵族的人必须承担力役。但这项改革进行得并不顺利，在元成宗去世后，改革暂停了。

.到了1320年（元延祐七年），规定三成发米，剩下发钞。相对来说，武将的俸钱高一些。


此外，通货膨胀造成的官员实际俸禄降低的问题也在此时显现。元成宗为此进行了禄米改革。之前官员的职田只发给外官，朝官没有职田。外官由于有职田，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抵御通货膨胀，朝官反而做不到。1299年和1303年（元大德三年和七年），皇帝先后给吏员和朝官发放禄米，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通货膨胀对官僚体系的破坏。

.如前所述，通货膨胀是皇帝多印钞票和挪用钞本引起的，而这两种做法又是为了弥补财政不足。


上述改革措施，使得元朝的官僚体系可以继续维持，但这些改革也只是局部修补措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财政匮乏，以及由此产生的通货膨胀问题。

元成宗的整顿与早逝

元成宗是软弱的。一方面，他力图避免战争，并幸运地处理了忽必烈遗留的藩王问题，重新恢复了蒙古世界的和平；但另一方面，他又无法约束地方，也无法避免边境自发的冲突，造成了对蒲甘和八百媳妇的战争，边疆地区局势失控。

他一方面对儒学和正规官僚体系感兴趣，但另一方面，却又无力推动中原的科举制度改革，他进行的小型财政改革也并没有取得太好的效果，最后只能依靠赏赐、赤字和印钞维持下去。

元成宗执政时期最大的遗憾莫过于没有恢复科举考试制度。他出台了一些尊崇儒教的政策，也有心采纳汉化措施，但这些工作都流于表面，最重要的科举考试制度也被耽搁了。

从元朝建国到恢复科举考试，其间有长达半个世纪的空白期，这个空白期对元朝最大的影响，就是无法选拔出足够的士人为政权服务，而许多优秀的汉人也没有途径获得政治地位。

由于没有合适的人才选拔制度，元朝的仕途道路很窄，导致这个政权一直缺乏强大的社会基础。许多汉人感觉这个政权和自己无关，这改变了他们的从业观，他们或者经商，或者像关汉卿一样走上戏曲之路，将自己与蒙古人的世界隔绝开来。蒙古人长期与汉人无法融合，这也是部分原因。清朝显然吸取了元朝的教训，很早就开始科举考试，使得汉人能够按照正常的程序为朝廷效力，从而解决了阶层固化的问题。

在元朝，一个人想要做官，主要的途径只有两种。其一是借助父辈的官职，依靠承荫进入官场，这种晋升方法主要就是成吉思汗时期创立的怯薛制度，也就是各位首领的子弟可以进入怯薛阶层，不仅他们可以进入，还可以带几位亲信的子弟进入。一旦进入怯薛，就可以展现自己的能力，得到皇帝的赏识了。也有一些汉人能够依靠这样的承荫做官，但与蒙古人比起来，能够靠这个途径升官的汉人较少。

另一个途径是从吏员进入官场。在中国古代，对吏和官的区分是很严格的。在大部分朝代，官员选拔和吏的选拔都有一套完全不同的系统，在汉朝是察举制，魏晋时期是九品中正制，隋唐之后是科举制，当然，还有一部分通过恩荫制度进入官场。但不管怎样，官员都是有一定的晋升条件的，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当官。

而吏只是衙门的办事人员，往往带有技术色彩，但吏的选拔又完全不同于选官制度。他们进入衙门的途径多种多样：有的是出自吏员世家，比如父亲会算账，往往会把这个技能传给儿子，这个家族可能就垄断了本地衙门里的会计行业；有的是通过结交官员；有的则是通过在本地的势力和名声。中央往往会对官员采取轮换制，不让他们在一个地方坐大，而吏是不轮换的，往往隶属于一个地方，也不会被调到外地，但同时，他们也没有晋升渠道，往往一日为吏，终生为吏。

元朝显然也需要大量的吏，但与其他朝代的有区别，既然元朝没有科举制度，那么为了弥补人才的不足，就必须允许吏员有机会升到官员的位置上。尤其元朝是一个重视理财的朝代，拥有着一定技术色彩的吏反而比只知道儒学的官员更受欢迎。

但是，吏员进入官场会有一个很大的缺陷，那就是，他们不需要判断对错，只需要去执行技术化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下，很容易造成“平庸之恶”，也就是皇帝下令的任何事情，他们都会想方设法去办到，却不管对民间造成了多大的伤害。历代政府正是看到了吏的这个缺陷，才规定必须由经正式科举考试上台的官来领导他们，给他们指出方向，免得他们陷入技术化的恶。

元朝的官员之所以善于理财，而不去计较对社会的妨害，很大程度上也因为他们其实是吏，缺乏有判断能力的真正的官的把控。

到元成宗统治的后期，由于元成宗的身体不好，大权大都掌握在他的皇后卜鲁罕手中，这就更助长了官僚的恣意妄为。由于通货膨胀导致俸禄减少，官员们也需要靠受贿和贪污来获得更多的收入。

但是，说皇帝毫无作为也并非事实。1303年（元大德七年），元成宗就发起了一次“反腐运动”，在这次运动中，他不仅杀死了江南的海运头目，还一次性罢免了八位宰相。

.根据《永乐大典》录《经世大典》岁运粮数整理。


表10-1 元世祖和元成宗时期的海运数量

这一次的反腐运动又要回到元朝的海运和漕粮制度上来。

.《草木子》记载了朱、张二人被赐予了朝廷的钞版，听其自印，但颜色比真钞更深。


元世祖时期的海运采购政策促生了张瑄和朱清两个超级富豪。忽必烈对江南地区的掌控力不强，这里的权力被功臣群体和南方势力共同掌握。以朱、张二人为例，他们掌握着漕运的任命权，又有大量的门生故旧担任中、低级的职位，并结识了身居江南的蒙古贵族，成为南方一股不可小觑的势力。二人的财富是与政权紧密相连的，已经超出了漕运的范畴，甚至有可能插手钞票的印制，成为经济和政治的双重巨头。

在忽必烈统治时期，由于皇帝的器重，二人还可以平安无事，加之皇帝有着无数的大事需要办理，离不开江南海船的辅助。元成宗上台后，将所谓的征伐大事都抛开了，更专注于修补制度和财政，就很难容纳这样的超级富豪的存在了，况且这两位富豪都是靠政府致富的，却分走了政府对社会的控制权。

1302年（元大德六年），元成宗终于决定对二人动手。借助僧人石祖进告御状的机会，元成宗下诏，抄没两家财产，将二人逮捕押往大都。1303年（元大德七年）朱清悲愤自杀，张瑄与其子张文虎、朱清的儿子朱虎一同被处死。

此后，元成宗试图借助这次机会加强对江南地区的控制。由于朱清、张瑄二人的关系网极为复杂，几乎牵涉每一个高官，最后审问的结果是，中央八位宰执级官员几乎都参与其中。据《元史·成宗本纪》记载，这一年，元成宗刚刚规定了宰执级官员的数额，包括宰相、平章、左右丞、参政共八人，号称“八府”，两个月后，皇帝就将八府全都免职。这八人是：中书平章伯颜、梁德珪、段真、阿里浑撒里，右丞八都马辛，左丞月古不花，参政迷而火者、张斯立。借助这一事件，元成宗向各地派出巡察人员，继续调查，一共查出贪官18 473人，获赃45 865锭。

如果元成宗能够活得久一些，那么这次整理吏治和整顿财政的努力还可以持续一段时间，在南方也许会建立更加正规的财政制度。这对于政府显然也是有利的，可以避免未来的失控问题。然而，在这次事件之前，元成宗的身体已经出现问题，元朝的吏治再次松弛了下来。

1306年（元大德十年）年初，元成宗的太子德寿死亡，第二年元成宗去世，没有留下子嗣，于是元朝进入一个混乱时期。元成宗虽然采取休养生息的政策，使元朝的政治和经济有所恢复，但他对权力的赎买造成了财政的失控，而他又无力加强制度建设，导致他死的时候，虽然元朝表面上恢复了稳定，但深层的问题一个也没有解决，都留给了他的后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