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与军事一样，是成吉思汗蒙古帝国的两大基础。当中原不断禁止和排斥与蒙古人的贸易时，中亚商人却率先开辟了通往蒙古高原的商道，将成吉思汗的目光吸引到了西方。

与花剌子模帝国的贸易纠纷演化为一场战争，却也让蒙古人接触到了中亚地区的财政系统，从而让元朝失去了彻底汉化的机会。

在成吉思汗时期，花剌子模人牙老瓦赤受到重用，他的地位远在耶律楚材之上。成吉思汗将整个中亚地区的行政和征税权交给牙老瓦赤，也表明蒙古人对中亚地区财税体系的采纳。

中国古代的税收以农业税为主，适用于农业社会，税额固定，缺乏弹性；西方税收以商税和人头税为主，适用于城市和商业发达的地区，也可以促进商业和金融体系的发展。

中亚地区在征税中往往采取包税制的做法，这种方法适合短期内压榨税基，并具有足够的弹性，对于希望快速获得收入的蒙古人有着巨大的吸引力。他们高超的商业才能，又可以使蒙古人劫掠的财富增值，更增加了蒙古人对其的依赖性。

成吉思汗将东亚、中亚等地的农业区作为中央直辖区保留在大汗手中，并没有分给儿子们，这片广阔的区域预示着未来蒙古政权的分崩离析。

骤然向西

蒙古本来有可能像契丹和女真一样，成为一个中原式的封建政权。这就产生了一个千古疑问：早在西征之前，蒙古人就进攻并得到了北京周边的地区，而当初女真人也是在获得燕京（中都）的控制权之后，继续向南进攻北宋的东京，从而打造了一个基于中国北方的政权。可为什么蒙古人没有像女真人那样继续进攻南方，成为一个以中原模式为主的国家，而是突然向西发展，更多地接受了中亚地区的影响，建立了一个不同于古代中国此前的传统政权的世界性政权呢？

构成答案的因素有很多，这里只强调两个方面：文明和贸易，尤其是贸易。

首先看文明因素。从唐朝开始，西域地区已经发展出了发达的物质和精神文明，并非蛮荒之地。从精神文明角度来看，中亚地区主要容纳了景教（基督教的分支）和伊斯兰教两种世界性的宗教，从思辨性上并不比儒家落后。

.景教起源于叙利亚，5世纪上半叶由君士坦丁堡牧首聂斯脱利创建，因此也被称为“聂斯脱利派”。该派主张基督同时拥有神性和人性，后被宣判为异端。之后景教徒逃往波斯，景教传入中亚，并到达中国。781年，景教徒在长安树立《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这块碑后来在明末时偶然出土。


金元时期阴山以北的民族，可能属于突厥系，与蒙古人有着明显的体貌差异，但与蒙古人关系密切，在元朝时被归为色目人。


在蒙古西部的克烈部和乃蛮人中就有不少景教徒。景教是基督教的一个派别，在很早的时候传入中亚，又在唐朝时传入中国，并在中国的西北部成为一种流行宗教。
景教虽然与伊斯兰教不同，但在中国古代，二者都不排斥商业文化。征服克烈部和乃蛮人，让成吉思汗进一步接触了西方的宗教。而在东方，与蒙古人交好的汪古部上层人
同样信奉景教。更有趣的是，正是一个景教徒的敌人为成吉思汗打开了西方的视野，甚至可以说，正是他“帮助”成吉思汗在西方完成了初步扩张。

在成吉思汗击败乃蛮王太阳汗之后，乃蛮人的王子、景教徒屈出律逃往西方。当时的畏兀儿人（回鹘人）感受到了他的威胁，作为对抗，畏兀儿人选择投靠蒙古人。

屈出律继续向西逃亡，来到哈剌契丹。哈剌契丹是契丹人在中亚建立的国家，当女真人灭亡辽国时，契丹贵族耶律大石率领残部来到中亚地区，建立了哈剌契丹国。在花剌子模崛起之前，信奉佛教的哈剌契丹国就是中亚地区的霸主，花剌子模也曾经向哈剌契丹称臣。在游牧民族中，契丹人与蒙古人的关系一直是友好的。屈出律到来后，篡夺了哈剌契丹的王位，因此在成吉思汗的军队到来后，哈剌契丹的人民将他们当作解救者。

.见《世界征服者史》第一部第十一章、《蒙古帝国史》第三章第十二节。虽然蒙古人在中亚的屠杀引起了穆斯林的抵抗，然而伊斯兰教一直没有放弃争取蒙古人，直到在伊利汗国、察合台汗国和金帐汗国取得了耀眼的成绩。关于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争夺蒙古人的事，见《东方行记》等西方人的记载。


成吉思汗是一个实用主义者，他对任何宗教都不排斥。但他本人除了蒙古自己的萨满教，并不信奉任何其他宗教。屈出律作为景教徒不仅引起了哈剌契丹内部佛教徒的不满，也遭到这个区域内的穆斯林的仇恨。而成吉思汗由于采取了信仰自由的政策，获得了穆斯林的帮助。这件事，也为他日后征服中亚区域打下了基础。

.普剌距离赛里木湖不远，鲁布鲁克称其为Bolat。


这些小国只要承认蒙古人的权威，大都能受到蒙古人的优待。比如海押立的统治者阿尔斯兰汗，他后来参与了蒙古第一次西征。见《世界征服者史》第一部第十二章。


在现在新疆的西部，当时还有几个小国，如海押立、阿里麻里和普剌
等，也逐渐被蒙古人收入囊中。屈出律将蒙古大军引入西部，加上几个小国的归顺，为蒙古人的西征打开了窗口。

不过，就算获得了西征的前进基地，依然不意味着蒙古人必然会西征，因为对游牧民族来说，独立于世界的中原地区是最适合生存的土地，其吸引力远大于中亚绿洲式的生存环境。在进攻金国时，蒙古人表现得更像是要首先拿下金国，成为长江以北的主人。就在这时，蒙古人对于贸易的日益依赖成了最关键的因素，决定了事情的走向。这又和东西方对游牧民族采取的态度有关。

针对游牧民族的扩张，历朝皇帝们往往采取封锁贸易的做法。比如，在唐朝，边境的节度使就常采取关闭边境市场的做法来迫使游牧民族屈服。而在宋朝，为了对付游牧民族，皇帝也常常限制贸易，不准铜钱、书籍、铁器、茶叶等物资流往北方。

.为了防止北方获得物资，南宋采取了禁止战略物资和享受型物资流入北方的政策，这使得蒙古占领燕京后几乎不可能从南宋获得贸易机会。


在成吉思汗时代，由于北方未征服地区的汉人顾忌金国的禁令，不敢与蒙古人贸易，蒙古人并没有对汉人产生多少好感。蒙古占领的燕京周边已经残破，同时由于中原的封锁，这些地区的贸易动力是非常弱的。
而鉴于西域商人的其贸易天性，不管是什么样的统治者都不能阻止他们进行自由贸易。

蒙古人肃清西部之后，也建立了一条巨大的贸易通道，让西域的大小国家都可以畅通无阻地抵达蒙古人所在的地区。针对蒙古人，位于中亚的民众率先采取了加强贸易的做法，在蒙古人开通道路后，中亚的商人就纷纷组织起贸易团队，到蒙古人的土地上兜售丝绸和纺织品，这使得物资匮乏的蒙古人选择了西方而不是东方去满足自己的物质需求。

.斡难河北面高原上的一个小湖，但现在地点已经不知。见《蒙古帝国史》第二章第二十三节的讨论。


.见《元朝秘史》第一百八十二节。


.见《蒙古帝国史》第二章第二十三节。


事实上，蒙古人与西方的接触早在讹答剌事件之前就开始了。1203年（南宋嘉泰三年）夏天，成吉思汗在还没有战胜克烈部时，在巴泐渚纳湖边
，接见了一个叫作阿三（哈桑）的商人。
这个商人经过北部汪古人的地方来到这里，带来了1匹白骆驼和1000只羊。可见，此时的成吉思汗已经在和穆斯林交往了。除了哈桑，我们知道名字的还有札法儿火者和达里蛮哈吉伯。

.中国史料很少提及的一个事实是，北方的游牧民族大都具有贸易天性，他们善于利用地理优势，占领关键贸易路线上的关键节点，从而成长为商业民族。中国历史上的贵霜人（大月氏人）、突厥人，都曾经因为控制了贸易路线而成长为大型王朝。此外，除了伊斯兰教，佛教的出现也与贸易相关，佛教不仅因贸易而生，而且鼓励商人群体传教，并伴随着商业来到了东方。


根据记载，蒙古人非常尊重穆斯林商人。蒙古人有着游牧的习性，不大讲卫生，而穆斯林却是最讲卫生的人群，为此，蒙古人甚至专门设立了干净的白帐供穆斯林商人居住和做礼拜。他们还在大道上设立了驿站，这些驿站除了用于军事和行政用途，也可以供商人们使用，保证他们的安全。所有进入蒙古辖区的商人都会获得护照，如果他们的商品足够好，还可以直接到成吉思汗处进行交易。这种对贸易的尊重，贯穿了蒙古统治的始终。

.见《世界征服者史》第一部第十一章。


蒙古人对商品的价格一清二楚。当时流传着一个故事。一个远在苦盏的商人阿合马，以及另一个叫作阿合马·巴勒乞黑的人，还有他们的一个同伴，三个人一同前往蒙古做生意，他们一路被护送到成吉思汗面前。巴勒乞黑给他的商品要了超高的价格，以为可以赚大钱，不想成吉思汗震怒，拿出了更多的宝贝让他看，表示自己不是没有见过世面的白丁，最后还将他的货物没收了。阿合马和另一个同伴非常聪明，他们表示这些货物是献给成吉思汗的，不是商品，这让成吉思汗大悦，按照高价付了账。

.吐蕃宗教首领萨迦班智达与蒙古人的凉州会盟，使得蒙古人获得了熟悉当时中国西南部地理的可能性，而对大理的吞并，使得蒙古人获得了了解东南亚特别是越南地理的可能性。蒙古人对南方河流如金沙江、赣江、湘江等也有着清晰的认识。可参考本书后文的历史简述，以及《新元史》和《圣武亲征录》相关记载。


这些外贸商人不仅从事商业，而且是蒙古人的耳目。蒙古人正是通过他们提供的信息，提升了对整个中亚地区的了解。虽然蒙古人还没有去过那里，却已经心向往之。事实上，蒙古人是很善于学习地理知识的民族，在他们进攻南宋之前，就对其地理进行了深入的了解，从而做出进攻大理、绕道包抄南宋的大战略部署。而对西南地区的熟悉，得益于另一个重要的民族——吐蕃。

对中亚而言，阿合马所在的苦盏是费尔干纳谷地最重要的城市之一，之后成了蒙古人重点控制的对象。

西域的重商文化使得蒙古人羡慕不已。于是，到了成吉思汗晚期，蒙古人已经开始效仿西域组织自己的贸易团队了。对中原人来说，商业是不入流的；但对蒙古人来说，商业的地位与军事等同。商业地位的不同也预示了两个民族的分道扬镳。成吉思汗的商队是按照和怯薛同样的原则组织的：商人从成吉思汗的儿子、那颜、将官的部属中抽调，蒙古人还特意寻找会做生意的商人，让他们加入商队，最终组织了450人的庞大队伍。

成吉思汗组织的第一支商队来到了讹答剌，在这里被城市长官哈只儿汗杀害，由此彻底扭转了世界历史的进程：蒙古人暂时放弃进攻金国，而是先向中亚区域进军。这次进军骤然扭转了蒙古人可能的汉化趋势，让蒙古西部与西域更加深度绑定，从而奠定了其世界帝国的基础。

贸易力量的制度化

关于成吉思汗在中亚的征伐，在本书的第一章中已经说过。这里只说蒙古人通过征伐中亚给这个区域带来的制度性改变，以及他们如何受到这个地区的影响。

首先，蒙古人在中亚按照自己的模式建立了部分制度，这些制度包括几个方面：第一，他们在征服区域建立了达鲁花赤制度，也就是总督制；第二，他们开始编制户籍，以便收取税收和贡品；第三，按照蒙古本部的传统设立驿站。

但这些制度的建立有一个渐进的过程，到成吉思汗去世时尚未完备。事实上，在成吉思汗时代，这些制度主要是一种权宜之计。

比如达鲁花赤制度。这种制度在哈剌契丹时期就已经出现，但是真正得到广泛应用，依然是蒙古人的功劳。在游牧民族征服定居民族之后，由于征服者的社会制度暂时无法担负起行政职责，这时候就只好做出一定的通融：一方面采取沿用的方法，让原来的行政机构继续运作；另一方面，在原有行政制度不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情况下，安排一个总督参与大事的决策。

.张邦昌被扶持为帝有一定的偶然性，虽然他本人也为金人所接受，但主要是群臣被迫要推举一个皇帝，在他不在场的情况下把票都投给了他。


我们可以把蒙古人的做法与当初女真人的做法进行比较。女真人在灭亡了北宋之后，由于暂时没有能力控制整个北方，只能扶持一个傀儡，让他代替自己进行统治。
这样的做法导致了他们一撤出，傀儡皇帝便立刻倒台，使中原陷入新的混乱。而蒙古人保留原来的机构，只是在上面设立一个达鲁花赤，保证了政治的连续性。达鲁花赤“只管大事，放任小事”的做法也可以减少当地人民的反抗。

关于中亚蒙古达鲁花赤的设立，最早可以追溯到成吉思汗西征初期。成吉思汗攻克撒麻耳干之后，丘处机西行访问中亚，见到了成吉思汗。《长春真人西游记》中记载，新疆的阿里麻里城已有达鲁花赤。这表明，蒙古人在还没有进入中亚时，就在当时的新疆设立了总督制。

驿站制度也是蒙古权力的延伸。成吉思汗从建国开始，就试图建立一个集权制的政权，其核心内容就是大汗的号令必须准确无误地快速传达，这依靠的就是驿站制度。

蒙古人对中亚的影响是巨大的，中亚对蒙古人的影响也同样显著，甚至直接影响了后来的历史进程。

.他们在汉文史籍中并非毫无踪影，《元史·太宗本纪》《元史·宪宗本纪》《圣武亲征录》《元朝秘史》均有提及牙老瓦赤，但对于其作用的记载显然不多。


在人们讨论蒙古初期的行政和财政制度时，有两个人一直被忽视。这两个人在汉文的史籍中很少出现，在中亚地区的资料中却屡屡出现。
他们对整个蒙古帝国的影响远远超出在汉文文献中津津乐道的耶律楚材和萨迦八思巴等人。

.见《世界征服者史》《史集》等。蒙古史书《元朝秘史》中也提到了牙老瓦赤，却并未提及耶律楚材等人。


这二人就是花剌子模人牙老瓦赤和他的儿子马思忽惕（又称“马思忽惕伯”）。
二人在中亚世界之所以如此出名，是因为他们把城市管理的观念灌输给了游牧的蒙古人。在这之前，成吉思汗已经很注重户籍的管理，比如在蒙古人中推行千户制度。但将户籍制度运用在其他民族和城市人群身上，蒙古人的经验并不充足。征服中亚后，他们尝试着在征服地区编户籍以便收税，但由于理念和语言的障碍，能够做到什么程度是不得而知的。牙老瓦赤具有实务经验，他的故乡花剌子模就是帝国崛起地，当蒙古人获胜后，作为被征服民族的一员，他选择投靠蒙古人。正是他告诉成吉思汗，管理城市的秘密在于税收，一次性的劫掠可以短时致富，但想要长期的收入，则必须建立完整的管理和税收制度。

.牙老瓦赤见成吉思汗的记载来自《元朝秘史》，但该书记载牙老瓦赤负责管理中都，则可能是成吉思汗死后才发生的事情。


成吉思汗本身就有城市管理的需求，加上牙老瓦赤的毛遂自荐，蒙古军队在撤退时，就将整个河中地区的管理责任托付给牙老瓦赤。

在此，我们可以进行一个比较。成吉思汗在征服中都之后，将该区域交给木华黎掌管。从汉地脱颖而出的耶律楚材虽然也受到重用，却一直跟随成吉思汗当他的占卜师，在行政上没有起到多大作用。

而成吉思汗在征服中亚之后，却将最高行政权交给花剌子模（也是他灭亡的帝国）的牙老瓦赤，并且将一切征税权都交给他。当然，蒙古人依然在中亚用兵，兵权依然掌握在蒙古人手中。但仅仅是交付财税权就已经表明了巨大的信任。

牙老瓦赤获得了河中地区的管理权，这表明在成吉思汗心中，中亚的财税制度已经压倒了此前中国古代的财税制度，也决定了成吉思汗要建立的是一个世界性的政权，而不仅仅是一个中国古代式的政权。那么，中亚的财税制度与中国古代的财税制度又有什么不同呢？

最大的不同，是征税来源的不同。

.关于租庸调制的讨论，见本书作者的《财政密码》第二部分。


.租税根据土地征收，庸税根据人口征收，调税根据户数征收。唐朝后期的混乱，主要是前期过于复杂的税制造成的，由于税制过于复杂，政府收不到税，才产生了既负责收税，又负责养兵、带兵的节度使职位。


古代中国自秦汉以来，已经建立了一套完善的农业税收体制，在这个税收体制下，皇帝根据土地的多少征税，一个家庭的土地越多，需要缴纳的税收也越多。也曾经实行过类似于人头税的体制，也就是根据人口多少征税。比如，唐朝的租庸调制，“租”是根据土地征税，而“庸”和“调”都具有人头税和家庭税的特征。
可是租庸调制本身就是一种非常低效的税制，为了收税，必须同时清查人口、户籍和土地数据，
这对庞大的国家来说是很难做到的。因此，到了唐朝后期，皇帝也只好妥协，主要以土地为征税目标了。

中亚地区的税收体系和中国古代的税收体系相反，他们更加注重商业税和人头税。“商业税”主要是对商人和商品流通收税；而“人头税”是根据人口（辅之以每个人的财产情况）征税。在实际操作中，这样的征收体系是很简单的，商业税主要针对商品流通来征收，只需要在城门口和重要的路口、渡口设立检查站，就可以收取税款。而人头税也适合作为城市税种，因为城市的人口很好调查，征税成本很低。所以，中亚的税收体系天然具有城市和商业的特征。

此外，中亚的税收还实行一种为人诟病的方法：包税制。也就是哈里发或者可汗为一个地区、一个城市的税收设定一个总额，承包给某个包税人，每年这个包税人只要保证将额定的钱交给哈里发或者可汗就可以了。除此之外他所征收的钱，哈里发或者可汗不会过问。

.现实中，包税人可以通过在当年压榨税基来完成临时提高的额度，也可以通过贷款来满足，将一次临时性的额度分成多年摊还，这又促进了信用和借贷的发展，提高了社会财富的利用率。


这种包税制是为了更加便捷地征税，将征税权交给最能够征收的人。但这对税基（也就是普通老百姓）来说是不利的，因为包税人但凡有可能，总是倾向于多收一点作为自己的利润。包税制虽然有种种弊端，但相比农业税，具有可扩展性，要是哈里发今年缺钱，就可以提高包税人的额度，至于包税人如何完成，就不是哈里发的事了。

比较起来，古代中国的税收体系以农业和农村为主，具有保护人民的特征，却是不可扩展的，皇帝想要在某一年获得更高的税收是不可能的；中亚税收体系以商业和城市为主，便于压榨，且对统治者而言有弹性，让他们在必要时多得税收。

这两种方法比较起来，中原的税收制度是一种更能长久维持，但在短期内缺乏弹性的方式。而作为新征服者的蒙古人希望能够尽快见到钱。

表3-1 中原税制与中亚税制的对比

蒙古人的军事后勤体制是一种军事掠夺制，也就是士兵只有打仗才有收入。一旦开张，士兵们往往想一次性多捞一些，而不考虑未来的情况。这种渴望与中亚的税收方法更加匹配。

中亚地区的商人还有一种金融（理财）能力，也就是将蒙古人抢来的钱通过放贷和经商，产出更多的钱。这种理财特性与蒙古人的作战结合起来，在日后形成了一种古怪的模式，即蒙古人负责打仗和掠夺，再把抢来的财富交给中亚地区的商人打点，用来投资增值。

在成吉思汗西征之前，蒙古人与中亚之间的联系还不够紧密。如果蒙古人首先灭亡了金国，并在此基础上设立财税制度，就步入了中原税制的轨道。等这些完成后，即便蒙古人再进攻西方，已经建立的财税制度也不可能再改到另一条轨道上。然而，成吉思汗的西征发生在金国灭亡之前，蒙古人还没有受到太多中原的影响。而在西征中，牙老瓦赤等人的出现，将蒙古人推向了城市和商业，这不仅影响了整个蒙古，还影响了日后的元朝。

用西方统治东方

当花剌子模向成吉思汗贡献牙老瓦赤时，中原也向成吉思汗贡献了一个人物，那就是著名的长春真人丘处机。牙老瓦赤和丘处机的对比，恰好说明了古代中国在这个岔路口上的尴尬处境。

.王害风的名称来自耶律楚材的《西游录》。


.全真教是一个善于利用帝王资源的教派，在见成吉思汗之前，其成员已经利用社会关系在金国宫廷立足，并宣称受到南宋宫廷的邀请。比如，根据全真教《七真年谱》的记载，1187年（金大定二十七年），玉阳真人王处一就受到金世宗的接见；第二年，长春真人丘处机也被接见。1197年（金承安二年），金章宗分别接见了玉阳真人王处一和长生真人刘处玄。1219年（南宋嘉定十二年），就在成吉思汗寻找丘处机时，丘处机宣称南宋皇帝也在邀请自己。


丘处机是金末元初著名的道士。他的师父王重阳
创立了一个道教教派——全真道（即全真教），与几个弟子一同修长生不老术。到了丘处机时代，丘处机和全真教的名声已经遍及南北。
成吉思汗误以为他会长生不老之术，派人到山东请他。于是丘处机穿越了整个蒙古，来到中亚战场。

与西域商人主动找成吉思汗寻找商业机会不同，丘处机知道他面对的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西域商人善于经商是真实的，而他会长生不老术是虚假的。这种区别导致丘处机与西域商人所获待遇的不同。一路上，他不断地抵赖、推脱，试图摆脱这个倒霉的差事，却没有成功。

.类似的对话也在金世宗和王处一之间产生。当皇帝询问长生之道时，王处一的回答是：“惜精全神，修身之要，端拱无为，治天下之本。”但王处一显然也无法长生不老，在长春真人奉诏西行的两年之前，王处一已经去世，否则以王处一的名声之大，成行的可能就是玉阳真人王处一了。


丘处机到达中亚后，成吉思汗已经从撒麻耳干前往更南面的巴尔赫，又把他带到了阿富汗。在那儿，大汗问起长生不老的事。丘处机知道无可推脱，必须说实话，于是只好回答：“有卫生之道而无长生之药。”

成吉思汗听完他的回答，对他不再感兴趣，于是他又一路颠簸返回故乡。但是，在他的徒弟李志常记载的行程中，丘处机获得了极其优渥的待遇，甚至在事后传出“长春真人一言止杀”，认为蒙古人放弃屠城战术就是他的功劳。但从李志常的记载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对屠杀毫不关心，一路上只知游山玩水的老道人。

那么，丘处机到底起到了什么作用呢？

.见耶律楚材的《西游录》。根据《七真年谱》，丘处机生于1148年（金皇统八年）。


如果换一个人叙述，就会发现事情的另一面。丘处机的形象是被另一个人打破的，他就是一直伴随着成吉思汗的耶律楚材。耶律楚材是佛教徒，对于道教人士丝毫不予回护。根据他的记载，丘处机是一个滑稽色彩很重的人。他记载了丘处机与成吉思汗的谈话。与商人用金钱和利益打动蒙古人不同，丘处机搬出一些神奇古怪的传说来表明道家的厉害之处。比如他用宋徽宗宠信道家，证明道家值得宠信（他忘记了宋徽宗是亡国之君）；他不断地举师傅王害风和大师兄马钰的例子，说他们都会在梦里遨游异域；他还曾经装作记不住自己的岁数，以证明自己的年纪大，等等。

通过耶律楚材的揭短，我们知道，如果说丘处机是中原的代表，他其实把事情搞砸了。经过他的表演，在蒙古人的眼里，中原的代表不仅无法帮助蒙古人，其表现出的古怪和滑稽也让人无法信任。

当然，丘处机也可以借口说自己一直游离于朝堂之外，所以对于财政一窍不通，那么，陪伴在成吉思汗身边的耶律楚材就是另一个代表。耶律楚材了解朝廷的财政制度，在成吉思汗去世后也发挥了一定作用。但在与成吉思汗相伴的过程中，除了充当占卜师，没有迹象表明耶律楚材的财政天赋受到了重用。这恰好说明成吉思汗对贸易和财富的看重，他赞同中亚式的财政管理，而排斥中原的财政制度。

.俄罗斯人的史书《诺夫哥罗德编年史》中记载了蒙古人的到来，谈到了蒙古人对罗斯人造成的恐怖震慑。


.见《蒙古帝国史》第三章第十九节。


成吉思汗第一次西征虽然震撼了世界，但他并未能毕其功于一役。中亚地区大部分已经臣服，但是再往西还有很多领土需要占领。比如，哲别和速不台进攻了波斯西部，并绕过里海击败了罗斯人，但他们发现的这片广阔疆土并没有被征服，他们离开后，当地政权依然存在，他们的军事行动只能算是一次侦察行为。
到了成吉思汗死后的1231年（元太宗三年），蒙古大将绰儿马罕才征服波斯。1237年（元太宗九年），在蒙古的第二次西征中，术赤的儿子拔都和老将速不台才降伏了钦察人。

.关于成吉思汗死后的蒙古帝国，参见下一章。对中央直辖区的争夺和对非黄金家族的直辖总督的处置，贯穿了下一阶段的内部争斗。


成吉思汗并没有把所有被征服的领土都交给他的儿子们。后来的人们总是认为，成吉思汗死后，蒙古势力就一分为四了，但这是错误的。事实上，在很长的时间里，他新征服的中亚没有划给任何一个儿子，而是作为一个中央直辖区存在。这就和东部的金国是相同的，那里暂时交给了木华黎，而没有分封给任何一个儿子。在他死的时候，东部和西部各出现了一个巨大的中央直辖区，这也为未来的纷争留下了隐患。

从成吉思汗回师到他死前这段时间，特别是没有战争的1223—1225年，这位年迈的征服者开始考虑如何管理这片巨大的帝国疆域，他试图着手建立更加牢固的行政制度。

所谓行政制度，最核心的目标就是将大汗的命令传达到这个多语言的帝国的各个角落。除了驿站制度，还有另一个重要的基础，那就是文书制度。

.见《蒙古帝国史》第三章第二十二节。


蒙古人的文字是在1204年（南宋嘉泰四年）征服乃蛮人之后创立的。当时，有一个名叫塔塔统阿的畏兀儿人，据《新元史·塔塔统阿传》记载，他曾经为乃蛮人效力，乃蛮人被成吉思汗征服后，塔塔统阿带着乃蛮人的汗廷金印投靠了他，教给蒙古人文字的用途，并用回鹘文字创造了蒙古文字，使得蒙古人可以用文字的方式传达诏令。

到了后来，克烈部一个名叫镇海的人投靠了蒙古人，据《新元史·镇海传》记载，作为景教徒的他担任了总文书（在中原被认为是丞相）的工作。镇海的工作是将蒙古人的诏令写成文字，并画押传诸各地。当时蒙古已经征服了金国的北部，这些地方流行汉语，仅仅将回鹘文的文书发下去，百姓是看不懂的，于是就需要另一个汉文文书，成吉思汗将这个职位授予陪伴他西征的耶律楚材。

耶律楚材在西征中起到的作用并不大，当他回到蒙古本部和中原，却逐渐掌握了一定的话语权。这一点到了后来窝阔台时期会表现得更加明显。但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耶律楚材的地位是在克烈部的镇海之下的，也在掌管中亚广阔土地的牙老瓦赤之下，只有这样，才能看清楚中原此时在整个蒙古中的地位。

1227年（元太祖二十二年，金正大四年，南宋宝庆三年），一代雄主成吉思汗在征讨西夏的途中逝世。在他死前，蒙古已经从北方一个不起眼的小部落成为一个庞大的多民族、多语言的国家，从古代中国的北方直达中亚，甚至包括今伊朗、俄罗斯的部分地区。

成吉思汗不仅是一个军事家，而且为这个帝国打下了一定的制度基础。首先是军事基础，他的军事制度（千户制）使蒙古不再只是一个传统的游牧政权，而是一台具有高素质稳定兵源的军事机器，兵力可以得到源源不绝的补充。而他的财政制度（以中亚的财政系统为样板建立的、以商业为主的大财政）也让蒙古不再只依靠军事劫掠制。他的文书制度确保了多语言国家的号令统一，驿站制度又致力保持这个国家的完整和快速响应。有了这些制度，蒙古帝国已经初具规模。

然而，就在他死前，成吉思汗给他的儿子们留下了一个巨大的陷阱，这个陷阱到最后必然导致统一的蒙古帝国的崩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