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领当局的公共舆论与社会学研究司负责协调占领时的早期实地研究。该司创建于1946年早期,是民间情报教育部的下属委员会,其目的在于用美国的理论和方法培训日本社会科学家并提供关于民族情绪的研究。对占领当局的政策制定者来说,“占领创造的民主气氛在政府官员和普通民众中带来了普遍的感觉:对于民主政府来说,了解公共舆论是非常重要的。” 因此,舆论研究的出现,既是民众参与政治的动因,也是民众参与政治的结果。
John W. Bennett,“Summary of Major Research Problems of the Public Opinion and Sociological Research Division,CIE,” JWB Papers,box 1,file 4.赫伯特·帕辛(Herbert Passin,1916—2003),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博士,公共舆论与社会学研究司副主任。帕辛是一个经验丰富的调查研究者,他通过和在拘留日本人和日裔美国人的拘留营里待过的囚犯一起工作,对日本产生了兴趣。由于20世纪40年代早期在位于芝加哥大学的陆军语言学校学习过,他能流利地运用日语书面语言和口语。在公共舆论与社会学研究司的原主任离任之后,帕辛招了他以前的同学、俄亥俄州立大学人类学系助理教授约翰·贝内特(John W. Bennett)来任此职。公共舆论与社会学研究司还聘用了其他几个美国研究者,包括研究战时美国西部拘留营的日裔美军老兵。 不久,研究司的人数就被20多位日本社会科学家以及30多位临时雇员和秘书雇员超过了。
Hugh Borton,“The Reminiscences of Hugh Borton” (New York:Oral History Research Office,Columbia University,1958),48.US Cultural Science Mission to Japan,Report of the United Stated Cultural Science mission to Japan,15.John W. Bennett,“Social Research in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JWB Papers,box 1,file 1.仅从财务角度上看,在公共舆论与社会学研究司的工作也是非常理想的。在20世纪40年代晚期的绝望岁月里,日本大学的学术职位几乎不能为学者提供经济上的稳定。占领当局的顾问们描述了教授们面临的“为了维持生存”的“可怕的斗争” :“总是经费不足的大学工资没有给予个别学者甚至是最低生活水平的工资保障,结果本该用于研究的时间被他们用来补充家庭收入(通过到其他大学、学院反复上课,通过受雇写作和其他甚至更远离研究和学术生活的活动)。” 贝内特总结道,通过提供工作,“该司拯救了许多日本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社会心理学家的职业生涯。”
Letter from John W. Bennett to Kathryn G. Bennett,Mar. 9,1949,JWB Papers,box 2A,file 38M.和贝内特、帕辛以及他们美国同事的年纪轻轻、没有经验相比,许多日本雇员德高望重,这有助于预防预期的胜利者和战败者的等级制。贝内特把他的日本同事描述为“这个国家的顶级社会科学家,在技术和智力上完全可以和美国最优秀者媲美——事实上还更胜一筹。”他给妻子的信中写道:“这是一种奇怪的感觉……在我的办公桌旁围着日本政府的交通部长、日本最著名大学的社会学系主任和日本顶级社会心理学家,所有人都向我鞠躬、致敬!” 贝内特尊重日本学者的知识和经验,再加上相应的日本人对美国方法的兴趣以及对胜利的同盟国的谦卑,总体上促进了富有成效的工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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