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占领时期,日本社会科学家中已经有了悠久的(在家里和帝国内)实地研究的传统。 从占领开始,对占领当局来说,要继续并改进实地研究方法的兴趣是显而易见的。1947年的一项调查显示,整个列岛的日本学者“格外渴望实地研究”,并且“许多大学的管理者对于实证社会研究的观念至少在口头上已经有了。” 一个显著迹象是布罗尼斯瓦夫·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1884—1942)著作的翻译激增,这个波兰出生的英国社会人类学家被说成是“客观”实地研究的方法论指导的设计者。战后早期岁月里翻译的文本包括马林诺夫基的《野蛮社会的犯罪与习俗》(Crime and Custom in Savage Society,1926年第1版)、《美拉尼西亚西北部野蛮人的性生活》(The Sexual life of Savages in North-Western Melanesia,1929年第1版)和《文化的科学理论》(A Scientific Theory of Culture,1944年第1版)。
Robert J. Smith,“Time and Ethnology:Long-Term Field Research,” in Doing Fieldwork in Japan,ed. Theodore C. Bestor,Patricia G. Steinfoff,and Victoria Lynn Bestor (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03),252-366,at 354.Ruth Benedict,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Patterns of Japanese Culture(Boston:Houghton Mifflin,1946),5.在占领之前,唯一对日本实地研究的英语学术著作是《须惠村》(Suye Mura),一部由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家约翰·恩布里(John F. Embree)撰写的1936年的村庄民族志。“每一个20世纪50年代在日本的人类学家都熟悉恩布里的著作”,一位民间情报教育部的雇员回忆道。 在恩布里的著作10年之后,露丝·本尼迪克特把他的某些结论融入了《菊与刀》;但是由于战争的阻隔,她无法亲自访问日本。 相反,她采用了所谓的“远程研究”方法进行研究。在第二代日裔美国知情人的帮助下,本尼迪克特采访了被拘留的日本移民及其后代并对他们进行了心理测试,分析了日语文本、图像和电影。对于许多为准备参与占领日本而阅读《菊与刀》的美国人类学家来说,实地研究意味着有了证实本尼迪克特在此领域的结论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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