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美国身份与墨西哥国籍
——科学流动十字路口的跨国者
亚德里安娜·迈纳
“受迫”和“听命”——但是被谁逼迫,听谁命令?受你和我,听你和我,受我们中的每个人。我们如此这般恰恰是因为那些深深扎根于我们每个人内心的思维和表达习惯,因为我们狭隘、排外、偏执和简单化的态度。这种态度将身份在各种方面简化为一种单一的联系,一种在愤怒中宣告的联系。
Amin Maalouf,In the Name of Identity:Violence and the Need to Belong(New York:Penguin Books,2000),5.——阿明·马洛夫,《以身份的名义》
这一章通过分析出生于墨西哥的麻省理工学院物理学教授曼努埃尔·桑多瓦尔·巴亚尔塔(1899—1977),在1942年决定放弃在美国的生活(他1917年来到美国)回到墨西哥这一情况,反思那些使得科学跨国主义成为可能以及受到限制的各种条件。桑多瓦尔·巴亚尔塔离开美国的时候,已经在美国取得了声望很高的科学成就。通过利用他和不同国家背景的联系,他还成了一个跨国者的形象:通过在美国、墨西哥以及其他拉丁美洲国家的科学群体之间建立起专业联系,促进人员、仪器和科学方法的交流,他在这一方面脱颖而出。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改变了他在美国的职业状况。在此期间,他请假离开教学岗位,领导了一个政府资助的促进美国和拉丁美洲的科学交流的委员会。这种类型的科学动员是美国政府在此期间对拉丁美洲国家进行文化外交的一个方面,桑多瓦尔·巴亚尔塔的跨国主义对此很有帮助。然而,在他领导这个项目时,麻省理工学院关于战争努力优先事项的争论,牺牲了跨国主义,使得民族情绪甚嚣尘上,对桑多瓦尔·巴亚尔塔的生活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参见如Brenda S. A. Yeoh,Katie D. Willis,and S. M. Abdul Khader Fakhri,“Introduction:Transnationalism and Its Edges,” Ethic and Racial Studies 26,no. 2(2003):207-217;Peggy Levitt and B. Nadya Jaworsky,“Transnational Migration Studies:Past Developments and Future Trend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33(2007):129-156;Daavid Bartram,Maritsa V. Poros,and Pierre Monforte,“Transnationalism,” in Key Concepts in Migration(London:Sage,2014),140-144。在这一章里,我运用“跨国”(transnational)这个术语,作为指称个人及其建立跨越国界联系的能力的形容词。“跨国主义”(transnationalism)是一个相关术语,我用来描述那些生活在异国他乡的个人,他们一方面在所定居的国家里建立起自己的身份和社会关系,一方面和出生国保持着联系。 建立跨越国界关系能力的出现,并非移民的自动结果,而是取决于个人的信念和历史的偶然性。准确地说,桑多瓦尔·巴亚尔塔的案例表明,他积极参与跨越国界促进不同科学群体、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是与其他科学家、私人机构和政府的不同目标相吻合的。在他的案例中,我强调的是他所保持的专业联系,这有助于创造科学知识传播的路线。正如我们将看到的,桑多瓦尔·巴亚尔塔的跨国主义至关重要地决定了他的职业轨迹,这是一种由异质的归属方式与混合的文化及职业价值观所滋养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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