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对大学的攻击,企图把在20世纪50年代建立的研究团体和国家安全体系之间的权宜之计挡回去。在那个时代,大学借助于“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之间的区别,努力为知识无阻碍地跨境交流开辟出一个空间。 这对国会的、也确实是总统的担忧给出了一个政治上让他们满意的回答。他们担心过分强调保密的需要,会削弱《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 ,也会损害国际合作,这对开放社会而言无论如何都是一个诅咒。在对被邀请到国会作证的美国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咨询中,知识被分为应用科学和基础科学,前者应该受到管制,后者则可以在国境内外自由地传播,这确保了美国研究团体能够进入全球知识库又不损害国家安全。现在有人认为这样做太松了。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小,而且美国面对的是如此咄咄逼人的苏联,后者已经取得了如此巨大的进步——其部分原因就是苏联获得了大量美国创造的知识。
Scientific Communication and National Security,a Report Prepared by the Panel on Scientific Communication and National Security,Committee on Science,Engineering and Public Policy,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National Academy of Engineering,Institute of Medicine(Washington,DC:National Academy Press,1982),hereafter the Corson Report.Ibid.,II,17. 20世纪80年代在《拜杜法案》(the Bayh-Dole act)和其他类似措施的帮助下,研究的商业化已经产生效果。戴尔·科尔松(Dale Corson)(康奈尔大学名誉校长)被邀请领导一个专门小组,负责研究“合法的担忧”:科学的开放可能会为敌手提供与“军事相关的技术”,进而危害国家安全。美国国家科学院1982年在一份名为《科学交流与国家安全》(Scientific Communication and National Security)的冗长报告中发表了他们的上述发现。 这个小组把精力集中在联邦政府给大学新施加的压力上,认为这些压力的增强,部分原因是具有军事意义的“基础”研究是两用的,是在不用担心诸如保密之类的传统管制的条件下进行的,而且接近于应用研究;正如科尔松报告所说的,他们有一种“感觉,美国大学正在转向接近技术前沿的研究”,根据美国情报机构的报告,这些“新出现的技术,尤其是那些直接从科学研究中发展出来的技术”,是苏联努力收集的主要目标。
Ibid.,15,for this and all quotations in this paragraph.For details,see Harold C. Relyea,Silencing Science:National Security Controls and Scientific Communication (Norwood,NJ:Ablex,1994),chap. 4.科尔松小组就研究团体内科学交流发生泄露的风险进行了研究。报告区分了外国政府可能会有兴趣的4种不同类型的技术信息和它们的转移方式。科学理论的进步和特定科学领域对进步的洞见是其中的两种,是在团体中以书面或口头的交流方式分享的。此外,还有涉及“实物运输”的体现在科技仪器上的知识转移。最后,还有实验和程序上的专业技术、详细信息,这些大部分是“通过直接观察以及和科技技术打交道的经验”获得的;这种转移方式是“美国情报界主要关注的”。《科尔松报告》解释说,这种“详细的信息转移机制既不涉及文件也不涉及仪器,除其他手段外,它更为典型地涉及实际参与正在进行的研究,是一种通过长期科学交流发生的‘学徒经验’”。 因此,毫不奇怪,某些特定国家的科学访问的许可,有时会被国务院突然取消。而且,大学被要求协助监视校内的外国科学家和外国学生的活动并实施相应限制。
评论 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