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把在美国获得的个人知识或技术经验应用于国外场景。
与商品和服务大不相同的知识以及知识的获取,是今日出口管制的一个重点目标。
出口管制逐渐侵入知识传播系统,是对20世纪70年代缓和政策给美国的技术领导地位造成威胁的反应。冷战早期,由国家推动的技术创新给美国带来了没有竞争对手的技术霸权。这些创新刺激了国内市场;国家安全是通过对商品和服务(美国在欧洲和亚洲的大多数伙伴都表示接受)的“禁运”来保护的。到冷战“中期”,美国的盟友可以自行争夺社会主义国家的市场,拒绝让美国的外交政策来支配它们的贸易协议。缓和是对这种形势的一种意识形态的、政治的和经济的响应。它对社会主义阵营放松了出口管制,为美国、西欧和日本的公司与苏联军事工业综合体进行贸易打开了机会之窗。苏联则动员科学家、工程师和设计、生产单位用一切可能的手段获取外国技术和专业知识,用(在华盛顿的反对贸易自由化的人们所声称的)长则10年短则几年的时间,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左右,削弱美国在战略部门的技术领先地位。与此同时,随着私人企业在生产民用市场和军用市场都需要的新产品方面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创新的政治经济也发生了转变。由于技术运动场变得越来越势均力敌,以国家安全为名义对“两用”商品进行的管制就更难以实施。知识,特别是设计和制造先进技术产品的专业技术,被挑选出来作为确保能压倒对手的竞争优势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因此,监管知识获取的需要得到了新的强调,而且针对的不仅仅是敏感商品的出口。在这样紧张的气氛中加强了对苏联威胁的重新评估后,作为学习基本场所的研究型大学,迟早会陷入国家安全局编织的出口管制监管之网——这只是时间问题。
防止民用变军用:基础研究的范围
Cited by Baker,“Transfer of High Technology to the Soviet Union and Soviet Bloc Nations,” 55.Cited by Baker,“Transfer of High Technology to the Soviet Union and Soviet Bloc Nations,” 55.1979年12月,苏联对阿富汗的入侵改变了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关系。在美国和西方技术的帮助下,在卡马河工厂生产的苏联坦克,轰隆隆地开进了阿富汗,对其批评者来说,这是强调了把贸易自由化当作政治改革有多愚蠢。众多的信息来源——包括苏联克格勃(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叛逃者(在1981—1982年间向法国移交了成千上万的秘密文件——被称为告别档案),描述了苏联大量地、有组织地、或合法或非法地努力获取西方技术。正如商务部部长助理劳伦斯·布雷迪(Lawrence Brady)在1981年3月所说,“从使馆、领事馆和所谓的商业代表团出发,克格勃的行动人员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布下了天罗地网,这个网络就像一台巨大的真空吸尘器,以可怕的精准度吸收配方、专利、蓝图和专业技术”;他认为,这些人利用了美国开放社会的“软肋”,包括“学术界渴望小心翼翼地保留其作为不受政府管制所妨碍的学者团体的特权”。1982年3月,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凯西(William Casey)强调说,美苏之间的科学交流是“一个大漏洞,我们把学者或年轻人派到苏联去学习普希金的诗歌;他们却从克格勃或国防部门选出45岁的人,将其精准地派到那些致力于研究敏感技术的学校和教授那里” 。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的拉腊·贝克(Lara Baker)说,苏联人利用了“世界上最好的技术转移组织——美国的大学系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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