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社会主义国家的新近开放,使得对此持批评态度的人士迅速敲响了警钟。国防部特别关注高层次苏联代表团和工程师的访问,他们和美国先进的航空企业,如波音公司和洛克希德公司就技术的慷慨分享进行了交易谈判。 国防部的国防科学委员会接到指示采取行动。1974年,它建立起一个特别工作小组来检查具有国防意义的先进技术的出口管制系统,值得注意的有喷气式发动机、机身、固态器件和科学仪器。该小组由弗雷德·布西(Fred Bucy,时任德州仪器执行副总裁)主持,其中有许多来自国防部和私人企业的高层人员。
1976年2月递交的所谓的《布西报告》(“Bucy Report”),呼吁人们在思考出口管制时要做一个观念上的转化。报告强调,当技术上先进的新设备被卖给敌人后,他们从中学习、获取的默会知识对于他们非常有价值。他们对美国经济、军事的领先地位的威胁不仅在于使用仪器设备,而且在于通过训练和边干边学获取了制造和维护同类设备所需的知识,以及获取了不可程式化的专业技术,使得苏联的工程师能够自行研发新一代的设备。
Bucy Report,Finding I,1.布西报告确定,“最高层面的最有效的技术转移”是通过“一系列设计和制造信息(或专业技术)的出口加上重要的培训帮助,为接受方培养了技术能力来设计、优化和生产该技术领域范围内的广泛的产品”。 报告主张,出口管制要包括管制伴随着所谓的“关键”设备的专业技术。关键设备是那种独特类型的设备,它可以优化生产过程的运行,使其得到进一步的调整和改进。被用得最多的例子是集成电路检查或测试设备。
J. Fred Bucy,“On Strategic Technology Transfer to the Soviet Uni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I,no. 1(Spring 1977):25-43,at 28.Mastanduno,Economic Containment,189.Bucy,“On Strategic Technology Transfer to the Soviet Union,” 28.布西强调,“技术”(technology)(与“专业技术”[Know-how]合并使用的术语)分享对外国有巨大的好处。正如他所描述的,设计和制造的专业技术“给接受国以新的能力来生产产品满足现在和长期的需要”, 也给赠予国带来了巨大的风险;技术的专业知识是“无形的……记在心里的,体现在机器和设备当中的”。 因此,“一旦解禁,技术既不能收回也无法管制,这是一个不可逆的决定”。
Bucy Report,Finding II,4.布西确认了技术转移的几种“活跃”机制,包括人员之间或面对面的专业技术的转移。它涉及学习,正如《布西报告》所描述的,这种最活跃的技术转移形式是一个典型的“反复过程:接受者寻求特别信息,继而应用它,寻找新的发现,然后要求更多的信息”,特别是关于关键设备的使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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