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后几年里并没有采取什么重大措施。政策问题是如此复杂,不同的利益相关者极其不愿意放弃,以致有效的妥协无法达成。最后打破僵局的,是由负责科学研究和工程设计的国防部副部长理查德·德劳尔(Richard DeLauer)和斯坦福大学校长唐纳德·肯尼迪(Donald Kennedy,以前提到过的给商务部部长、国务卿和国防部部长写信的5位签名者之一)共同领导的一个协商小组组织的国防部-大学座谈会。德劳尔表态道,他非常同意科尔松小组的意见,认为没有必要限制大学的研究,除非它是保密的。 因此在那时,一个(致力于确定连贯一致出口管制政策的)部门间的工作小组被召集起来,根据这些讲话起草了一个政策。他们的建议被总统的科学顾问乔治·基沃思(George Keyworth)以及国防部高级官员接受,这构成了里根总统在1985年9月27日签署的《国家安全决策189号指令》(National Security Decision Directive 189,NSDD189)的基础。
National Policy on the Transfer of Scientific,Technical and Engineering Information,National Security Decision Directive 189(Sept. 21,1985),accessed Mar. 28,2017.“fundamental research”和“basic research”都可译为“基础研究”,但前者包括范围更广,所以译为“广义基础研究”,以示两者区别。Wilson,“Federal Control of Information in Academic Science,” 295.《国家安全决策189号指令》规定,“在最大可能的程度上,基础研究仍然不受限制” ;当国家安全需要时,要通过对其保密来管制传播。广义基础研究(fundamental research)实际上超过了术语“基础研究”(basic research) 所涵盖的研究范围。它是一个发明出来用于特定目的的艺术术语,特别地和联邦资助的学院、大学及实验室里的科学、技术和工程中的活动相关;它被定义为“科学和工程中的基础和应用研究,其成果通常公开发表或在研究团体中广泛分享;它不同于专利研究、工业研发、设计、生产和产品的使用,这些成果通常由于专利或国家安全的理由受到限制”。这个被人称为“广义基础研究排除条款”的指令受到学术界的欢迎,它犹如给学术研究划了个“圈”,“在圈内传播和分享的学术研究不受限制”。 在本质上,指令未给知识生产设立管制,既不管制使用仪器,也不管制使用者,只集中于输出内容的敏感性。
National Academy Complex,Finding Common Ground:U.S. Export Controls in a Changed Global Environment(Washington,DC:National Academy Press,1991).Ibid.,2,182.《科尔松报告》专注于科学交流,并不直接关注美国产业的需要——这些是后来考虑的事情。考虑者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美国科学院小组。这个小组是由《综合贸易和竞争力法案》授权成立的,时间是1989年10月,正好是柏林墙倒塌的1个月前,对他们而言,其意义显然是十分重大的。 他们主要关注的有两点:一是加强对大规模杀伤武器扩散的管制;二是使得美国的公司能够主动地做出贡献,把苏联的国防工业转化为市场导向的民用企业。为达到此目的,他们希望在“直接军用技术”和“两用技术”之间划出一条比较清晰的界线。最终用途是对商品出口实行管制的关键标准,它使得公司可以自由交易商品。确实,这个小组走得更远,它建议美国国家安全政策抛弃“否定制度”(denial regime),这个制度已经影响了美国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长达40多年,应该“逐渐解除对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可以证实的、把两用物项最终用于商业用途的出口管制” 。因此,到了20世纪90年代早期,美国主动促进全球贸易解除管制(明确的军事物资和大规模杀伤武器除外)。20世纪80年代,甚至中国也从此项放松的限制中受益——直到它开始取代苏联,在美国人的想象中成了其国家安全和经济卓越地位的主要威胁。
监视卫星发射:“从摇篮到坟墓”
评论 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