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说:“人君固当尊贤,贤士亦当自重。今之君每自恃其势,而今之士多徇人之势,此上下之所以不交也。尝考古之贤王,崇高富贵,其势分无以加矣;而一念屈己下贤之诚,惟知有道德之可好,不知有势分之足恃也。古贤王待士之厚如此。若古贤士之自待,何独无所好、无所忘哉?乐己之道,而怡然抱德义以自高;忘人之势,而漠然视富贵若无有:此则贤士之所以自待者耳。二者势若相反,而君臣各尽其道,实所以相成。设使王公内无尊贤之心,而诚意不至;外无尊贤之礼,而仪节或疏,则贤士以道自重者,必不肯枉己以求合,虽欲数数见之,而不可得矣。夫见且犹不得数,况欲縻之以爵禄、授之以事任,使之委质为臣,岂可得乎?此可见惟贤王方能遂贤士之高,惟贤士方能成贤王之大,此隆古泰交之盛,所以不可及也。今则上轻于待士,士亦轻于自待矣,岂不两失其道哉!”孟子此言,固以矫当世上骄下谄之风,亦以明己不见诸侯之义也。
孟子谓宋勾践曰:“子好游乎?吾语子游。人知之,亦嚣嚣;人不知,亦嚣嚣。”
宋勾践,是人姓名。游,是游说诸侯。嚣嚣,是自家有一段快乐,无求于人的意思。
孟子与宋勾践说道:“今列国策士,无不喜为游谈以干世主者。子亦好游说乎?吾告子以游说之道。夫游说而冀其言之获售,往往以人之知与不知为欣戚,此非知道者也。子之游也,如其言见信而人知之,此心固嚣嚣然自得也,初不因人之知而遽以为喜。如其言不见信而人不知之,此心亦嚣嚣然自得也,初不因人之不知而遽以为忧。夫自足于己,而置得失于两忘;无求于人,而任穷通于所遇。则随其所往,无非顺适之境,而游道斯为美矣。”
曰:“何如斯可以嚣嚣矣?”曰:“尊德乐义,则可以嚣嚣矣。”
勾践问说:“得失之念,人情所不能忘也。今曰嚣嚣,非大有涵养之士不能,敢问何如斯可以至于嚣嚣乎?”孟子答说:“所谓嚣嚣者,非可以矫情饰貌为之也,以其足诸己而无待于外耳。彼人所得之善,如孝弟忠信,根于所性者叫作德;其理有常尊也,吾则恭敬奉持之而不敢忽。所守之正,如进退取与,各有所宜者,叫作义;其理本至乐也,吾则欣慕爱乐之而不敢忘。夫尊德则良贵在我,见大人可以藐之,而何羡于爵位之荣?乐义则真趣在我,随所遇可以安之,而何计乎得丧之迹?由是而人知之可也,人不知亦可也,有不可以嚣嚣者乎?”
“故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穷不失义,故士得己焉。达不离道,故民不失望焉。”
孟子又告宋勾践说:“人惟涵养之未盛,是以感遇之易迁。诚能尊德乐义,则何往而不宜哉?故当其穷而在下,身至困矣;惟能尊德乐义,则操持坚定,而可贞之守,必不以贫贱而移,岂至于失义乎?及其达而在上,身既显矣;惟能尊德乐义,则措注光明,而可行之道,必不以富贵而诎,岂至于离道乎?夫砥行饬躬,士之所以自爱其身也。今能穷不失义,则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而生平砥砺之大节,兢兢然惟恐其失坠者,果能全所守焉,士于是乎不失己矣。兴道致治,民之厚望于士也。今既达不离道,则上不负君,下不负民,而苍生仰望之夙心,喁喁然思见其德化者,果能如所愿焉,民于是乎不失望矣。穷达无往而不宜,则此身随寓而自得,而所谓‘人知之亦嚣嚣,人不知亦嚣嚣’者,此也。使非有尊德乐义之心,安能见诸行事之实如此哉?”
“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
孟子既告宋勾践以尊德义之实,又举古人以证之,说道:“古之人,以道济天下为志者也。当其得志而居可为之位,则推此德义于人,而霈膏泽于黎庶,身在廊庙,而功在斯民也;其或此志未遂,而无可致之权,则修此德义于身,而显大名于当世,身在畎亩,而声在寰区也。夫不得志,而修身见于世,则知古人之处穷,非泯泯而无称也。位之所不在,则敛斯道于吾身,德自我尊,义自我乐,以一身会民物之理,而百世其可师矣:不有以独善其身乎?得志而泽加于民,而知古人之处达,非汲汲于干进也。位之所在,则推斯道于天下,德与天下共尊之,义与天下共乐之,以一身立民物之命,而四海皆度内矣:不有以兼善天下乎?夫穷达无往而不善,此古之人所以不失己、不失望也。士欲嚣嚣,可不以古人为法哉?”古人能嚣嚣者,惟伊尹为然。观其耕莘之时,则严一介不取之操;就汤之日,则以一夫不获为耻。其能不失己、不失望,可见矣。
孟子曰:“待文王而后兴者,凡民也。若夫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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