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说:“仁者,心之德。心存则仁存,心放则仁失。然存之甚难,失之却易。如君子之心纯乎天理,固宜无不仁也。然毫忽之间,心不在焉,则人欲有时而窃发,天理有时而间断,间断即非仁矣。所以君子而不仁者尚有之也。若夫小人,则放僻邪侈之心滋,行险侥幸之机熟,纵有天理萌动之时,亦不胜其物欲攻取之累矣,岂有小人而仁者哉?”夫人而不仁,不可以为人,则小人固当为戒。然以君子而尚有不仁焉,则操存省察之功,盖不可一时而少懈矣。
子曰:“爱之,能勿劳乎?忠焉,能勿诲乎?”
劳,是劳苦之事。诲,是规谏之言。
孔子说:“天下有甚切之情,则有必至之事。父母之于子,有以姑息为爱而骄之者矣。骄则将纵其为恶,以取祸败。此乃所以害之,非所以爱之也。若慈亲之于子也,爱之也切,则其为虑也远,或苦其心志,或劳其筋骨,禁其骄奢淫佚之为,而责之以忧勤惕厉之事。盖其心诚望之以为圣为贤,故自不肯以姑息豢养而误之。是劳之者,正所以成其爱,爱之能勿劳乎?臣之于君,有以承顺为忠而谀之者矣。谀则将陷君于有过,以致覆亡。此乃所以戕之,非所以忠之也。若忠臣之事君也,其敬之也至,则其为谋也周,或陈说古今,或讥评时事,不避夫拂意犯颜之罪,而务竭其纳诲辅德之忱。盖其心诚望其君以为尧为舜,故自不忍以缄默取容事之。是诲之者,正所以忠之也,忠焉能勿诲乎?”夫知爱之必劳,则为子者不可以惮劳;惮劳,非所以自爱也。知忠之必诲,则为君者不可以拒诲;拒诲,非所以劝忠也。君臣父子之间,贵乎各尽其道而已。
子曰:“为命:裨谌草创之,世叔讨论之,行人子羽修饰之,东里子产润色之。”
命,是词命。裨谌、世叔、子羽、子产,都是郑大夫。草创,是造为草稿。讨,是寻究。论,是讲论。行人,是奉使的官。修饰,是增损其词。东里,是子产所居之地。润色,是加以文采。
孔子说:“郑以小国而介乎晋、楚大国之间,其势甚危。然能内抚百姓,外和诸侯,使国家安宁而强大莫之敢侵者,则以贤才众多,而用之又各当其任故也。试举一事言之。如词命乃有国之要务,况以小国之事大国,全赖以讲信修睦、解纷息争,则尤其要者。郑国之为词命也,以裨谌善谋,则使之创为草稿,而立其大意;然一人之识见未可以遽定也,世叔博通典故,则使之寻求故事,而以义理论断之;然虽经评驳,未必多寡适中也,又使行人子羽修饰之,而加以笔削焉;然虽经裁割,未必词藻可观也,又使东里子产润色之,而加以文采焉。一词命而成于四贤之手,此所以详审精密,而应对诸侯鲜有败事也。”即词命一事,而其他可知矣。众贤毕集而各效其长,郑之能国也宜哉!然四子之贤,亦自有不可及者。观其同心共济,略无猜嫌,此不以为矜所长,彼不以为形所短,仿佛虞廷师师相让之风,非同有体国之诚意、忘己之公心者,其能若是乎?真可为人臣事君之法矣。
或问子产。子曰:“惠人也。”
子产,是郑大夫,名公孙侨。执郑国之政二十余年,当时以为贤。
>故或人问于孔子说:“子产之为人何如?”孔子说:“子产听郑国之政,德泽浃洽于国人,乃惠爱之人也。”
按,子产为相,政尚威严,芟除强梗,又铸刑书以禁民之非,其迹近于寡恩。然其心切于爱民,修法度而使人知所守,严禁令而使人不陷于罪辟。三年之后,国人皆歌颂之。终子产之身,郑国大治,强于诸侯,盖其实爱之及于民者深矣,故孔子以“惠人”称之。及子产死,孔子又为之垂涕曰:“古之遗爱也。”
问子西。曰:“彼哉!彼哉!”
子西,是楚平王之庶长子,名申。平王卒,令尹子常以其贤,欲立之。子西不许,竟立嫡长子壬为王,又能改修其政,以定楚国,当时称之。
故或人又问说:“子西之为人何如?”孔子无所可否,但应之说:“彼哉!彼哉!”外之之辞也。按,楚僭称王号,凭陵周室。孔子做《春秋》,嘉桓、文之功,贬楚之王号而称子,盖以夷礼外之。子西虽贤,不过僭窃之臣耳,故曰“彼哉,彼哉”,盖置贤否于不足论也。
问管仲。曰:“人也。夺伯氏骈邑三百,饭疏食,没齿无怨言。”
管仲,是齐大夫管夷吾,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人也,是说此人也。伯氏,亦齐大夫。骈,是伯氏所封之邑,有三百户,盖大邑也。疏食,是粗饭。没齿,是终身。
或人又问:“管仲之为人何如?”孔子说:“此人也,其功足以服人者也。昔齐大夫伯氏有罪,桓公夺其所封之骈邑三百户,以封管仲。伯氏后来穷约,饭食粗饭,以至终身,曾无怨言。夫夺人之有,人之所不堪也;夺之而致其穷约终身,尤人之所不堪也。乃伯氏安焉,终不以为怨,苟非有以深服其心,岂能如此?观此而管仲之功可知矣。是则管仲之为人也。”按,子产、子西、管仲三人,皆春秋之名臣,然当时议论犹有未定。子产以法严而掩其德爱,管仲以器小而昧其大功,子西以能让千乘之国而盗一时之名,非夫子一言以定其人品,则万世之公论几不白矣。此人之所以为难知,而论人者当以圣言为准也。
子曰:“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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