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说:“道以中庸为至。若得那无过不及、中道而行之士以传授之,固吾之所深愿者。但中庸之道,民之鲜能已久,斯人不可得而见之矣。然道不可终无所寄,下此而求其可教者,必也狂与狷乎!夫狂者志大而略于事,狷者孤介而违于俗,皆性禀之失中者,而吾反有取焉,何也?盖天下有一种谨厚的人,其行己检饬,而不见其过差,其处人和易,而动谐于流俗,恰似个中行的模样,然其识趣凡近而无向上之志,行履卑陋而鲜特立之操,这等的人未可以进于道也。惟夫狂者,进而取法于上,动以远大自期,虽其行有所不逮,而迈往之志则有骎骎乎不可以限量者;狷者,自爱其身,非礼之事断然不为,虽其知有所未及,而能守之节则有皎皎乎不可以少缁者。吾于是因其志节而激励裁抑之,狂者使之践履笃实,以充其进取之志;狷者使之恢弘通达,以扩其不为之节,则今日之狂狷,固他日之中行也。传道之托,庶几其有望乎?若夫谨厚拘挛之士,非吾之所愿与者矣。”
按,孔子所谓“中行”,即《洪范》所谓“平康正直”;“狂狷”,即《洪范》所谓高明沉潜之人也。中行之士不可以易得,故不得不有取于狂狷;平康之世不可以常见,故不得不用刚柔以克治之。圣人之教人,与帝王之治世,其道一而已。有君师治教之责者,宜留意焉。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做巫医。’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
南人,是南国之人。恒,是常久。巫,是巫祝,祝鬼的人。医,是行医的人。承,是进。占,是占卜。
孔子说:“南国之人,有常言说道:‘凡人之处己处人,皆当有恒久之心。若使人而无恒,处事则或做或辍,而有始无终;处人则一反一覆,而多变难测。这等的人,虽巫医贱役亦不可以为。’盖巫所以交鬼神,不恒,则诚意不足,而神必不享;医所以寄死生,不恒,则术业不精,而医必不效。南人之言如此。此虽常言,实有至理,不亦善乎!”然不独南人有此言,《易经》中《恒》卦九三爻辞也说道:“人而不恒其德,则内省多疚,而外侮将至,人皆得以羞辱进之矣。”孔子既引此辞,又说道:“《大易》之戒,明显如此,人但不曾玩其占而已矣,苟玩其占,岂不惕然省悟哉?”此可见天下无难为之事,而人贵有专一之心。君子恒其德,则可以为圣贤;圣人久其道,则可以化天下。若以卤莽灭裂之心,而尝试漫为天下之事,是百为而百不成者也。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和,是以道相济,而心无乖戾。同,是以私相徇,而务为雷同。
孔子说:“君子、小人,心术不同,故其处人亦异。君子之心公,其与人也,同寅协恭,而绝无乖戾之心。既不挟势以相倾,亦不争利以相害,何其和也。然虽与人和,而不与人同。事当持正,则执朝廷之法,而不可屈挠;理有未当,则守圣贤之道,而不肯迁就,固未尝不问是非而雷同无别也。小人之心私,其与人也,曲意徇物,而每怀阿比之意。屈法以合己之党,背道以顺人之情,何其同也。然外若相同,而内实不和。势之所在,则挟势以相倾;利之所在,则争利以相害,固未尝一德一心而和衷相与也。”此可见和之与同,迹同而心异。公则为和,私则为同,此君子、小人之攸分,而世道污隆之所系。欲进退人才者,所宜慎辨于斯也。
子贡问曰:“乡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乡人皆恶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
子贡问于孔子说:“公道每出于众论。今有人焉,一乡之人都道他好,果可以为贤乎?”夫子答说:“一乡未必尽善人也,而皆好此人,安知其非同流合污者乎?未可便信其为贤也。”子贡又问说:“正人多忤于流俗。今有人焉,一乡之人都憎恶他,抑可以为贤乎?”夫子答说:“一乡未必尽不善人也,而皆恶此人,安知其非诡世戾俗者乎?亦未可便信其为贤也。盖好恶之公,不在于同,而善恶之分,各以其类。与其以乡人皆好为贤,不如只以乡人之善者好之之为得也;与其以乡人皆恶为贤,不如只以乡人之不善者恶之之为得也。盖善者循乎天理,今从而好之,是必喜其与己同也;不善者狃于私欲,今从而恶之,是必嫉其与己异也。既能取信于君子,又不苟同于小人,其为贤也,复何疑哉!”此可见观人之法,徒取其同,则群情或有所蔽;各稽其类,则实行自不能掩。欲辨官论才者,尤当以圣言为准可也。
子曰:“君子易事而难说也。说之不以道,不说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难事而易说也。说之虽不以道,说也;及其使人也,求备焉。”
事,是服事。说,是喜悦。器之,是随才器使。求备,是求全责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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