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子因孟敬子平日好琐屑于细务,而忽略了大体,故告之说:“道虽无所不在,然有紧要的,有可缓的,不可以泛求也。吾观君子于日用之间,所贵重的道理,只有三件。三者何?盖人之容貌彰于一身,易至于粗暴放肆,此所以多失容也。惟君子不动容貌则已,才动容貌便雅饬恭谨,而远于暴慢。人之颜色形于面,对人多勉为端正,而中心不然,此所以多失色也。惟君子不正颜色则已,才正颜色便表里如一,而近于信实。辞气宣于口,易至于凡陋背理,此所以多失言也。惟君子不出辞气则已,才出辞气便成章顺理,而远于鄙背。此三者乃修身之要、为政之本,所当操存省察,而不可顷刻违者,故君子所重在此而已。若夫用笾豆以供祭祀之事,如此类者,不过器数仪文之末,则自有执事者司之,君子亦何用屑屑留心于此哉?”盖人之为学,贵识其大。大行既无不善,而小节亦无所遗,固为全德。若舍其大而务其小,则大本既失,小者亦不足观矣。况于帝王之学,又与士庶人不同,则凡正心修身以立天下之极者,又岂在于仪文度数之末哉?有志于圣贤者,当知所务矣。
曾子曰:“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尝从事于斯矣。”
犯,是触犯。校,是计校。吾友,指颜渊说。从事,是用功。
昔颜子既殁,曾子追思其贤而称之,说道:“凡人志意盈满的少有所得,便说自己有余,他人不足,谁肯下问?度量狭小的,遇有触犯,便说自己的是,他人的不是,谁肯容忍?若是自己学力至到,本是能的,乃问于不能的人;自己学问充足,本是多的,乃问于寡少的人,其心歉然自视,虽有也,却似无的一般;虽充实也,却似空虚的一般,略无一毫自满之意,其谦虚如此。人有触犯于我,我则以情恕人,以理自遣,初未尝发露于颜色、藏蓄于胸中而有一毫计较之心,其宽恕如此。这等的人不可多见,惟旧日我友颜渊,乃尝用力于此。盖其真知义理之无穷,而有善不伐;不见物我之有间,而有怒不迁。其所以潜心好学,拳拳服膺者,惟此而已。今也则亡,岂不重可惜哉!”夫孔门传授心法,颜子独得其宗,而其平日用功,不过如此。盖谦虚以受人,则闻见多而学问日广;宽恕以容物,则私意泯而德性益纯。凡为贤为圣,皆不出此二者。善学者当致力于斯。
曾子说:“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与?君子人也。”
托,是付托。六尺之孤,是幼君。寄,也是付托的意思。百里,是侯国。命,是政令。大节,是大关系处。与,是疑词,也是决词。
曾子说:“天下之言成德者,期于君子。然才者德之用,节者德之守,二者兼备,而后为德之成也。若有人于此,不但可辅长君而已,虽亲受顾命,把六尺幼冲之君付托与他,亦可以承受而辅佐之,既能保卫其国家,而又能养成其令德,不但可共国政而已;虽侯国无君,把一国之政令委寄与他,亦可以担当而总摄之,既能安定其社稷,而又能抚辑其人民,其才之过人如此。至于事变之来,国势仓皇,人心摇动,其从违趋避,乃大节之所关也。其人临此时,而所以辅幼君、摄国政者,卓乎见理之精明,确乎持志之坚定,惟以义所当然为主,虽议论纷沓,终不能摇;虽死生在前,亦不能夺,其节之过人又如此。若此人者,果可谓之君子人乎?吾知既有其才,又有其节,信非君子不能也。”然是人也,自学者言,则为君子;自国家言,则所谓社稷之臣者也。盖有才无节,则平居虽有干济之能,而一遇有事,将诡随而不能振;有节无才,则虽有所执持,而识见不远,经济无方,亦何益于国家之事哉?所以人君用人,于有才而未必有节者,则止用之以理繁治剧;于有节而未必有才者,则止用之以安常守法;至于重大艰难之任,则非才、节兼备之君子,不可以轻授也。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弘,是宽广。毅,是强忍。任,是责任。道字,解作路字。
曾子说:“士立身于天地间,要为圣为贤,必须有大涵养,方才做得。故规模广大,心不安于自足,叫作弘;不弘则隘矣。执守坚定,事必期于有终,叫作毅;不毅则馁矣。士岂可以隘焉而不弘,馁焉而不毅哉?所以然者为何?盖以士所负之任甚重,而其所行之路又甚远也。惟其任之重,必弘而后能胜其重;惟其道之远,必毅而后能致其远,此所以不可不弘毅也。然果何以见其任之重而道之远?盖仁者,人心之全德,兼众理,备万善者也。士乃以之为己任,必欲身体而力行之,则是举天下之善,尽万物之理,皆在于我之一身,其任不亦重乎?且其任是仁也,直至没身而后已,若一息尚存,此志亦有不容少懈者,则是向前策励,再无可驻足之时,其道不亦远乎?”夫其任重而道远如此,此士之所以贵弘毅也。大抵孔门为学,莫要于求仁。而仁之为道,则非全体不息者,不足以当之。惟其全体也,则无一理之不该,所以不可不弘;惟其不息也,则无一念之间断,所以不可不毅。这正是曾子平生所学得力处,故其示人亲切如此。
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兴,是兴起。立,是卓立。成,是成就。
评论 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