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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历史真相辨

然而诗心与史笔亦各有异趣,诗可自创其美感世界,崇尚虚幻;不过如钱锺书所言,诗“虚而非伪、诚而不实”,毕竟诗歌之真非即事物之真;诗可兴到,史必求实,殊不能从诗之虚语求史之质言。虚语尽可吟风弄月,而质言不可捕风捉影。吾国史籍常以前朝典故为后代实事之例,犹如诗之用典,以虚言为实事,泥华词为质言,殊不可取,因今古事例特殊,不能如诗之假借与寄托。是故史蕴诗心不宜从诗语中考史,因如钱氏所言:“词章凭空,异乎文献征信,未宜刻舟求剑”;又说“苟有人焉,据诗语以考订方舆,丈量幅面,益举汉广于河之证,则痴人耳” 。若凿空考史非仅考史无得,且漠视诗之特质,大损诗之风情。总之“可视史为诗,不可视诗为史” 。诗与史既可会通互补,也各有分际,史仍以求真为要。诚如彼得·盖伊(Peter Gay,1923—2015)所说:“史家之文学才情并非背离真实,适足以传达真相。” 史笔风格之选择,仍取决于求真。

总而言之,史学无论传真或传神,皆以求真为尚,然史事随风而逝,所遗留者唯文字的残存,故考信维艰,导致后史论者史无可征之疑,颠覆现代史学凭借档案文献与理性批判可致信史之说,否定历史真相之彻底,前所未有。然历史真相非无可能,史家凭其才学与技艺,未必不能使其主观近于客观而获致合情合理的真相。史家既能通解史事,足以在人性光芒里化解诸多偏见。观览中外史学史求真之范例所在多有,后现代之论洵属过当。文史原属一家,史家亦多文采;现代文史分途,各有所专。但史必实、文可虚之外,运思落笔颇多可通。史家求实传真,大可借传神之笔,增益其真。传神之真不亚于传真,或更过之。传神与传真苟能兼备,史家求真必更能精进。唯史家辛苦所得之真相,未必能敌世俗不实之传闻,如李华《太白墓志》明说:李白“赋《临终歌》而卒”,然浪漫诗人因醉泛舟于江,捉月溺水的传闻延续不断,信以为真;世俗以《三国演义》为史,而不读《三国志》,亦此之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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