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理论几皆出自哲学家与文评家之手,主流史家重实证,原不在意学科外的抽象学理,以为可以漠然视之;但当挑战到历史思维与实践的核心,特别是史无定说,可以各说各话,只有主观论断,绝无客观真相时,使现代史家蓦然警觉久持的信念受到威胁。英国史家埃文斯(Richard J. Evans,1947— )在其《保卫历史》一书中,特别提到其前辈斯通(Lawrence Stone,1919—1999)呼吁史家们“武装”起来,以对抗后现代侵踏史学门户的“知识的野蛮”(intellectual barbarism) 。更多的现代史家担心“史学这门学科的瓦解”(the dissolution of history),反应最强烈者莫如澳大利亚史家温斯修特(Keith Windschuttle,1942— )。他谴责后学理论对史学之破坏,根本是“谋杀历史”(the killing of history) 。
有关后现代主义影响到史学的理论多如牛毛,大同小异难以董理;若必欲指名谋害历史的头号“刽子手”,非后现代史学理论祭酒福柯莫属,因此公颠覆现代史学各要素最为彻底 。福柯于1961年出版《疯癫与文明:理性时代的疯癫史》(Folie et déraison:Histoire de la folie à l’âge classique) ,为其成名之作;五年后出版《词与物》(Les mots et les choses) ,文义艰涩而不妨畅销,可称“洛阳纸贵”(selling like hot cakes),名声遂大显于世 ,成为最重要的后学理论家之一。他认为“字”自有其法则,未必与文字学家所想一致。其意端在颠覆自启蒙以来许多视为当然的概念,除文字之外,包括男女、性向、犯罪、疯癫等社会议题,均非一成不变而是由文化所建构,所以随时空的不同而有异,亦即是史家所应研究之处。
福柯所谓的“知识考古”(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之说,典出康德的“哲学考古学”(philosophische archäologie),意谓检验某些必要的思想形式。福柯所欲发掘者不是一般的考古发掘,而是要发掘潜藏于话语内的规则,而规则不是固定的而是随时变动的,也是“时代知识系统”现象背后不自觉或沉寂的事物,比如“疯癫史”就是一项沉寂的事物,必须将被压抑的“疯狂”议题掘而发之。所以对他而言,考古是某一时代的档案学,将档案与考古作知识上的连接,其意无非要让史家不再以普世的理性、真理、价值来主宰人生的思维,因人之所思乃社会与时代的产物,故不能只看宏观的“思想的表象”(connaissance),而必须要深入分析最根本的在地“思想结构”(savor) 。所以知识考古学挑战自文艺复兴进步到现代的思想连贯性,认为必须深层发掘与分析不同层次的形式,使原来无声的重闻其声。他挖掘知识的层次是:知道符号所指之后需要“陈述”(statement),并不是文字的陈述而是界定符号所指的当时规范,因当时所存在的规范决定所有的陈述,并反映陈述背后的文化。陈述需要“认证”(positivity),而后始能在社会上起到作用。接着是“话语”(discourse),此词自20世纪60年代已是后学的核心关键词,成为在知识里传递意义的主要载具,于今已被学者普遍使用。话语有异于符号或陈述,是一种铭记符号所指的“讯息”(message),有如表达相互呼应的陈述群,具有视为当然、信以为真的效果。话语经由教会、学会、报刊、学术著作、政府公报上得到认同,使得话语成为气候,形成庞大的知识体系,更进而扩大成为整个世纪的知识系统,与保护此一知识系统的政治力及其威权相结合,而后渗透到公私领域,其宰制力度之大无从抗拒,有如草上之风必偃也。
福柯称世纪知识系统为“时代知识”(épistémè),观察知识在欧洲史里如何形成与发展的方式,类似黑格尔所说的“时代精神”。他将之分为三个时代:首先是“文艺复兴时代”(15世纪中叶到17世纪中叶),“能指”与“所指”相当一致,文字或符号就是所指实物的精髓,名实相符,故文艺复兴时代的知识即由确切的文字来代表。然后进入“古典时代”(17世纪中叶到19世纪初),知识起了革命性的变化,文字或符号与所指的实物脱钩,实物成为文字的标记,研究文字史成为理解文明的速成法。语文提供了词汇,词汇足以记载所有的知识。接下来到18世纪末叶,进入启蒙的晚期,基于实证知识通向科学世界之事实,科学以及科学方法遂支配所有人文与社会学科,一直到20世纪中叶仍然是高等教育的基础,历史被视为理解所有事物的根本,展示文明从起源、发展,进步到现代欧洲的现状。正如福柯所说,“时代知识界定了所有知识的可能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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