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谱史观强调断裂,不重深层思维而重与权力关系的转变,不见历史的延续,因历史无始无终,亦无方向,与我们的谱系观念绝异;权力无所不在,而知识与权力亦不可分,两者的结合既可支撑也可反对压迫。史家唯有正确地高瞻远瞩,才会有深远的眼光,始能看清表面的细节与隐约的内情 。故其所谓系谱,视历史为由权力组建的话语,史家必须要不断地找出形成思想与价值观的权力因素,以及由此而造成的压迫。历史也就是要研究一再出现的主宰话语与被压抑话语。福柯很明显在挑战所有永恒与必然性质的思维与实践,在他眼里没有永恒的真理,一切都由权力所创造,所以史家必须认知到:制作知识乃权力之运作,绝不可能永恒,所以在其著作中,处处视研究权力关系为要务。所以他作为系谱者,聚焦于知识、权力、身体在现代社会里的相互关系,亟欲暴露身体被历史所禁锢与摧毁 。福柯晚年专注于性欲、信仰、自主、生技、说真话、生活艺术等主题,如果他说过的已死之“人”仍未复苏,至少已在赞赏他自我的再生。
于此可见,福柯研究历史的方法一反经由阶级、进步、人性等现代概念或模式,而是聚焦于权力的巧妙运作。他认为即使科学知识,也有权力关系,科学实践的规范与该社会的权力关系牢不可分,所以知识与权力是福柯所谓的混合体。他的权力不是指公权力,也不是统治阶级或任何一个阶级或制度的权力,而是可资运作的许许多多策略,存在于错综复杂、由无数微小权力所织成的社会与个人关系网络之中,众多权力之间的关系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权力也无固定的来源,不仅仅存在于官方组织,也存在于社会的其他部分,所以知识从来不是客观的;知识就是权力,所以知识绝非客观存在,亦非放诸四海而皆准,而是具有时空特性。现代社会更由无数理性的、教训式的“微权力”系统所控制难以摆脱。他指出在19世纪产生的犯罪学是与监狱并行的,现代的监狱不仅要惩罚人而且还要教育犯人,为此必须要累积知识,记录罪犯的言行,为犯罪学提供必要的知识,并予监狱以惩罚的权力,提供了知识的正当性而为大家普遍接受。人因而不可能生活于权力之外,权力关系与生产、宗亲、家庭、性欲等社会和个人关系也难分难解。权力关系之种种相互关联,而其关联说明了整体情况。史家落笔,因而必须要追究难以捉摸的感情、爱情、良心、本能等等的权力纠缠。看来客观的知识对福柯而言,实际上反映出社会偏见与出自权力的决策,包括科学在内的知识都是社会的产物,因知识必须配合时代与社会的规则和话语。人文知识的威力显得尤其强大而且有害,他特别告诫不可认为全人类有跨历史、超文化的普世真理,比如认为只有一种正确的性行为,将许多另类性行为边缘化而加以压抑。所以他坚持系谱不能有一致性而是中断的、分歧的,所以他才会说:“知识不是为了理解而是可以伤人的。” 福柯显然高度质疑普世价值,刻意借历史来质疑普世。身体受制于体格结构,似乎不会受任何历史的影响,但他指出身体既存在于社会之中,就无所遁形,不能不受到食物、医疗、健康、运动等社会因素的影响,而这些都有其历史。他也质疑人类复杂的行为如性欲、疯癫、犯罪等等可以纯粹用生物学来解释。
福柯的系谱表现在文字风格上也很不一般,他不仅遣词夸张而且内容惊悚,如描述当众酷刑与凌迟处死的细节,其目的并不是刻意戏剧化,而是故意要使读者感同身受,见到前所未见的阴暗东西。狐疑与嘲弄是他的另一风格,凡最受尊敬或被认为高贵的事物,诸如科学、人道、进步等观念,他都存疑。他在著名的《疯癫与文明》一书中断言,精神病院的设置主要不是出诸人道关怀而是想有效控制病人。福柯的系谱如果是一种史学方法,则与传统史学截然异趣。他称之为“有效的历史”(wirkliche historie),只处理历史事件最特殊的性格,不谈条约、朝廷、战役,而谈权力关系的逆转、权力的交替,以及用新词汇来取代旧词汇。他不仅要理解既往,而且要改变人们对当前的看法。他的目的既要解放疯子与罪犯等边缘人,也要解放所有其他的人。他要为被遗忘、被排斥的边缘人写历史。他最关切的是人之解放,追求彻底的愉悦与自主。福柯晚年进而探讨伦理与自我自由的问题,自我最大的问题是欲望,欲望具难以驾驭的威力,知如何自我驾驭方能克服道德威权与自主之间的矛盾,而后获得自由的自我。但是若无自我知识与理性的自我控制,又安得自由的自我?晚年的转变显示他对启蒙与古典之批判,毕竟有所保留,似乎在其先前的立场上有所退却,因知启蒙与现代性不能完全置若罔闻。除压迫性之外,其进步性殊难一笔抹杀 。
评论 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