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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吾华旧史辨

后现代风潮虽然已过,但史学受此冲击之后,已非原来面目,今后之发展有待观察。值得我们思考的是,经过后现代风潮之后,应该如何省思吾华之史学研究,能否走出自己的康庄大道。不少学者想当然耳认为,中国现代史学是从传统史学转化而来。陈其泰说:

近代史学是从传统史学发展演变而来的,由彼达此的转变轨迹清晰可寻。鸦片战争前后已明显处于酝酿阶段,至戊戌运动和辛亥革命准备时期,由于新旧思想激烈的推动,正式跨入近代史学的门坎,本世纪初年梁启超的理论主张和夏曾佑的历史著作,即是近代史学产生的标志。

但是轨迹如何转变,如何酝酿,如何准备,如何正式跨入近代史学的门槛,全无交代。梁启超将传统史学与现代史学作明显的区隔,前者“不过纪录一二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虽名为史,实不过一人一家之谱牒”,而后者“必探索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关系” 。他是要以后者取代前者的,以西洋的国民史取代传统的帝王家谱,自称要搞史学革命,所谓“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 。他当时认为中国传统史学不过是“一姓之家谱”,是“一大相砍书”。除梁氏之外,持相同观点者也大有人在,如维新派的谭嗣同、徐仁铸等,实甚普遍。例如邓实说:“中国史界革命风潮不起,则中国永无史矣”;马叙伦也说:“中人而有志兴起,诚宜于历史之学,人人辟新而讲求之”;汪荣宝则欲以西方资产阶级理论和方法,为中国未来“新史学之先河”;曾鲲化更要“打破数千年腐败混杂之历史范围”,代之以“进化的历史”。夏曾佑的《中国历史》于1904年问世,意在“记载民智进化的过程” 。然则梁文夏书所标志的,何来从传统史学发展演变而来的“轨迹”?所标志的明显是要革旧史之命,弃旧纳新。陈其泰自己标志的转变内容,诸如“批判专制憧憬民主”“朴素的历史进化观”“科学的考史方法” ,哪项不是外来的?如何可能从传统史学中孕育出来呢?

事实是中国现代史学告别传统,师法西洋,以西方现代史学为准则,视中国传统史学为过时的旧学。中国传统史学固然有其糟粕,陈陈相因,转抄成习,最称弊端,诚如刘子玄所说:“前志已录,而后书仍书,篇目如旧,频频互出,何异以水济水,谁能饮之者乎?” 理当去芜存菁,但又安能如西谚所说,将婴儿与洗澡水一起倒掉呢?

将旧史与脏水一起倒掉的轨迹倒是十分清晰。西方的现代史学一如现代西方思想与制度,曾被认为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并以此为唯一标准来主导现代世界,形成西方世界的霸权,不仅展现在政治、经济与军事上,也见之于思想、学术与文化上,史学安能例外?溯自海通以来,中国现代史学确实是一味借镜西方,而非转化自传统,百年之间几无批判地接受与仿效西方现代史学。统而言之,一见之于梁启超仰慕西方的“国民史”(national history)而轻率否定旧史为“帝王家谱”;二见之于套用西方一元理论,曲解旧史;三见之于傅斯年轻信西方科学,欲将史学成为生物学、地质学,结果画虎不成,沦史学为史料堆砌的大事记。所以时至现代,“中国史学从理论到实践表现出了全方位的变化” 。所谓全方位的变化者,就是向西方全方位倾斜。中国史学原本渊源流长,却在西洋史学的挑战与影响之下,舍己从人。西方世界继16世纪现代民族国家的兴起、17世纪科学革命的发动,以及18世纪工业革命的发生,西欧遂于19世纪首先现代化。西方史学的现代化导致学院治史,史学成为独立自主的学科,史学工作者得以在大学里安身立命,有固定的职业,奠定史学教学与研究的现代制度。故西方现代史学的昌明光大,来自三化基础:即学院化、专业化与独立化。学院使历史研究人才与文献资料能够集中,而不再为政教服务,或不再沦为贵族的余兴。学院化促进专业化,使历史研究由专人负责,历史写作成为信而有征的学术报告,不再是教训式、空谈式或纯描绘的叙事。学院化与专业化之后,历史学被认为是严密而精致的学问,随着现代学术独立的潮流,以及客观原则之要求,逐步摆脱非学术因素之干扰,特别是政治或宗教因素的干扰,乃成为自主的学问 。西方史学在近代的“三化”之下,自有其强大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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