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克的史学方法强调原手史料,于是中国现代史学有所谓“史料学派”,有了傅斯年“史学即史料学”之说,遂将傅斯年归于史料学派 ,其实傅说的实质意义是要建立科学的史学,认知到唯有充分的史料,才能建设科学的历史;若无充分可信的史料,根本谈不上重建史事与提出解释,或更勿论建立史观,所以必须在充分又信而可征的史料基础上书写历史,才会像生物学、地质学那样根据可靠的原料立说,而后具有科学性。民初考古的丰收,特别是殷墟甲骨之出土,更增强了以器物重建科学信史的信心。这种信心无疑来自当时西方史学的科学风,在此所谓的科学,乃指精准的自然科学。若不将科学视作自然科学,泛指一切有系统的学问,则任何学科都是科学,便无意义。英美史学界也多误会兰克实证史学就是科学的史学,乐观相信客观信史之绝对可能 。风尚所至,自19世纪以来,在科学主义所向披靡下,西方现代史学也一意追求科学化,希望历史学能像自然科学般精确。傅斯年欲将历史地质学化、生物学化,可见之于自英归国途中致顾颉刚的长信中,有谓:“中国古史学自然比力学或生物学小得多,但他自是一种独立的,而也有价值的学问。你在这个学问中的地位,便恰如牛顿之在力学,达尔文之在生物学。” 傅氏归国后,极力推行史学之科学化,显然受到伯里将史学视为科学的影响,但试行并不成功,结果流于史料排比的窘境。孰知伯里于晚年黯然抛弃前说,自认科学的历史之不可能,甚至说:“即使有人能写出完全没有偏见的历史,那也是枯燥无味之作” ,真不知置其长期追随者于何地?值得注意的是,章太炎早于1933年3月15日,在江苏省立无锡师范学校演讲,明言:“历史非科学之比,科学非讲解一步,即不能进一步,历史不然。运用之妙在乎读者各自心领神会而已。” 于今视之,不能不佩太炎见识之高。
马克思唯物史观也来自西方,对中国现代史学,尤其是1949年以后的中国大陆地区,影响巨大。马克思主要根据西方历史经验,提出全人类社会的五阶段说,从原始公社或氏族社会到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再到资本主义社会,最后到共产主义社会;每一个阶段的物质基础是“生产模式”,一方面是生产力,由生产工具与生产数据组成,另一方面则是生产关系,由劳动力与社会组织形成。两者本身的不稳定与内部矛盾导致变动,生产潜力将会影响一切,使新起的阶级取得主导地位 。马克思学说似乎为人类社会进步发展提出了科学性的一元规律,当被引进到中国时也被视为科学的史学。近人不断将马克思“史观派”与傅斯年的“史料派”视作中国现代史学里对立的两个主要学派 。其实马克思史家与傅斯年及其追随者虽然在意识形态上南辕北辙,但都在搞史学的科学化,认为不仅可能而且势在必行。马克思主义作为西方历史哲学的一种,自有其精辟之处,然绝不能与放诸四海而皆准的自然科学相提并论。李大钊引进唯物史观之后,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 成为以马克思理论治史的开山之作。他将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分作四个阶段,即西周前之原始公社、西周奴隶社会、春秋时代之封建社会,以及鸦片战争以后之资本主义社会,也就是马克思所设定的前四阶段,最后以共产主义社会为终极。然而各阶段未必能适合中国的特殊历史经验,各阶段之分期,遂难有定论,故有外国学者认为不啻是将“中国史穿上马克思的外衣” ,并不合身。其实自二战后数十年间,马克思主义及其经济决定论在西方或日本学界,都有很大的影响。然而数十年来,马克思史学在中国大陆被视之为无可动摇的科学的史学,成为官学。将历史文化经验迥异之中国历史,纳入普世的科学公式,必定会发生以论带史的流弊,诚如一位大陆史学工作者张广智沉痛指出:“在建设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进程中,走了弯路,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朱维铮说得更加具体:“五四以后渐成主流的现代史学,主张以阶级斗争学说衡量史学进步与否,又不正是另一种西化,即经过斯大林裁定的‘苏联牌’历史唯物主义吗?姑且不论观念是非,就看中国史学几次变动较大的时期,哪一次不与外来思潮的碰撞无关呢?” 所谓“沉重的代价”,至少一部分是因为刻意追求外来思潮未加仔细分辨而付出的。
无论视马克思唯物史观或兰克的实证主义史学为科学的历史,都值得商榷,马克思理论是历史哲学或社会科学,本质上有别于自然科学。英国科学家斯诺(C. P. Snow,1905—1980)于1959年提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为两大“文化”,而下视人文学为不够谨严的学问。然而美国心理学家凯根(Jerome Kagan,1929—2021)不以为然,将人文学并立为第三种不同的文化,但承认三者在声望与资源上并不对称;自然科学一枝独秀,社会科学较逊,人文学科最弱。人文学的弱势经后现代理论家如德里达与福柯的严厉批判后,使人文学家的自信丧失到灾难性的田地 。史学到底属于社会科学或人文学科,有不同的意见,但凯氏认为史学属于人文学科比较恰当 。史学在人文学科中受后现代风潮的冲击也最巨大。
评论 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