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克所谓的科学方法无关自然科学,也未涉及社会科学,他无非要重视原手史料,重视档案,实证求真,认为凡无直接证据者皆不可信 。兰克从未认为历史能像自然科学那样精确,也从未用任何社会科学理论。然误解兰克史学非仅限中国,美国学者亦然 。倡科学的历史者,亦见诸20世纪初之西方,然科学的历史毕竟可望而不可得,遂退而求其次,求助于社会科学,倡导以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心理学等理论与方法治史,法国安娜学派即因此而名重一时,马克思学派也成为社会科学治史之一典范。
中国现代史学虽在理论上、风格上、方法上以及书写上不时有所变化,但实证主义的基调并未动摇。西方现代史学的无证不信引发以顾颉刚为首的疑古风潮,对中国古史表示极端的不信任,甚至断然否定,无怪乎顾氏倾心于长素先生“上古茫昧无稽”的卓识。他虽知康氏为了改制,乃“是为运用政策,而非研究学问” ,却无视康长素为了政治目的而武断学问,反而更变本加厉,几欲全盘推翻古史,提倡西方人所谓的信史,其结果对中国传统史学的破坏多于建树,直至晚近中国才走出疑古时代 。
当中国现代史学陶醉在客观信史的美梦之际,其实被引为准则的西方史学界已在转变。例如创立于19世纪晚期的美国历史学会,原尊奉兰克之实证史学,追求“客观真实”,认为任何带观点的历史书写都有违高贵的梦想。然而到了20世纪的30年代,出现了历史不可能有绝对真相的“历史相对主义”。美国史家比尔德于1935年在《美国历史评论》(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上发文质疑兰克模式与所谓客观真实,挑战反对史可致用的“守旧派”(the old guard),并未受到吾华史家的注意。不过比尔德认为客观真实虽不易得,但仍须努力追求,故依然强调档案数据以及考订与征信之重要 。虽说如此,历经七十春秋的那般高贵梦想,最后还是宣告破碎 。史学的科学化既已失败,除少数历史哲学家孜孜不倦追求历史的科学法则之外,西方史学家转而取社会科学为史学之辅助,社会科学于二战前后有飞跃的发展,法国安娜学派尤以社会科学治史闻名于世;利用社会科学方法治史,遂成西方风尚;在欧美治中国史者,亦群起效尤。台湾史学界亦于1960年代追随以社会科学方法治史,借用西方的现代化理论与行为科学,至1970年代,安娜学派的治史观点与方法也逐渐输入岛内 。中国大陆通行历史唯物论,实际上也是一种社会科学方法,因而两岸的中国现代史学所谓科研工作,实相随将历史研究社会科学化,于社会史与经济史着墨较多,也无非是随西方之风尚而转移。历史学的社会科学化成为20世纪后半叶史学的一个主要风向,史学研究的重心既自政治史转向社会史,历史文章既然无异社会科学报告书,兰克典范也因此式微。流风所及,两岸的中国现代史学主流不仅追随社会科学报告体的写作方式,而且往往仅得形似,失其精髓,更无论史学之微意矣。
英国史家卡尔的《历史是什么》篇幅虽小,但在西方史学界影响很大,亦已由辅仁大学教授王任光译之为《历史论集》 ,传入台湾。中译书名未必恰当,然译文畅达,读者颇多,但似未甚解作者原意,故视之为超越传统叙事格局的社会科学治史样板。其实卡尔所强调的是“史实自己不能说话”(fact can’t speak for itself)。谁能为史实说话?无他,史家是也。也就他所说的“史家与史料的不断对话”,史家生活在现在,与往昔日远,唯有凭借残存的史料重建过去;所谓对话,就是“历史是古今不断的对话” ,史家据今论古,而史家各有主见,又主张古为今用,似乎在重弹历史相对论的老调。不过卡尔认为历史“因果律”(causation)可以规范史家的主见,故历史之发展非个人主观因素所能左右,因为每一事件都有原因,而且原因是多层面的,其中之一因可以造成无可避免的后果,所以历史大势所趋是必然的。卡尔所谓历史的科学性主要在此,其重视社会史与经济史,亦因其较有规范可循之故。卡尔虽引发“历史之必然”的“新史学”,并未能完全解决历史“决定论”(determinism)与“自由意志论”(free will)之争论,而其所提倡的历史科学性的效果,主要仍然是在推动以社会科学方法治史。此书在台湾史学界明确质疑了傅斯年的史料即史学之说,并肯定史家对诠释史料的重要性。不过卡尔并未能改变文字枯涩、名词难解、实质内容有限的社会科学报告体的历史书写方式,因而历史书写逐渐有失史学原有的风貌,又迫使西方史学界于1980年代发出回归“基本面”的要求,重弹历史叙事之必要,追求史学之文学性,要求历史叙事之再生。所谓“再生”,并非“恢复”卡尔所反对的旧有叙事体,而是如英国剑桥史家伯克所说,在社会科学方法的研究基础上,重现大叙事之风采,而叙事不必寻找因果,但求意义,理解史实尤重于解释 。所以不待后现代史学之兴,围绕卡尔的现代史学,已经开始式微,但在华语史学界,对此感受不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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